翻译带来的文化变量

霍军光 蒋继春

（1.吉林省商务信息中心，吉林 长春 130061；
2.长春理工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

翻译不但带来了语言变量，而且带来了文化（包括行为准则、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等等）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目的语文化的空白。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急需了解各个国家之间、各个文化圈之间的差异，急需理解文字差异、政治制度差异、习俗差异等显性差异，还要理解心理上的、文化上的隐性差异。由于目的语文化受到了异域文化的冲击，保留、理解、消化这些差异往往来自翻译的真实目的。而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和目的是最容易受到价值观操控、最易于变化、最容易在本土文化氛围内得到解释，经过翻译后的这些差异促进了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创新和改变。目的语文化通过接触异域的文化资源，逐步形成了彼此既冲突又协商的疆界和阵地，例如，中华文化之生存的不竭动力在于三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一次是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
二是明清之间的科技翻译；
三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和科技翻译。这3 次翻译高潮中，译入的各种异域文化因素使中国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摆脱了原来固有的、约定俗成的思想束缚，产生了基于人们心理的新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为外形的价值客体，以及新的以行为准则为外形的法律、习俗、宗教仪式等。

当然，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处理本土文化和跨文化或异域文化的差异时，要进行精心的处理，对异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如何对异域文化做到“洋为中用”?首先，文化之间交流应该试图缩短距离，减少疏离感，做到近距离交流。其次，各个文化圈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距离过大，它们之间既有重合，又有距离和差别。因此，主动地对它们进行梳理、分类、借鉴、择优、融合、贯通，主动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动静关系至关重要。各个文化圈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和距离是静态的，而翻译的主动调节是动态的。只有有效地、能动地吸纳异域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并且保留民族文化固有的优势，才能汇集成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永不干涸的河流。再次，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融合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即通过大量的翻译行为来达到增加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接触次数，这样无疑有助于意识形态距离的缩短和消解，有利于冲破文化之间的隔膜或隔绝状态。实际上，从宏观的角度，翻译所动态引入的文化包含先进的政治、法律、教育、经济体系，用于创立新的国家体制；
从微观的角度，翻译所动态引入的文化包括哲学理念、文化理念等来更新人们的思想。文化间的交流往往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政治，经济，宗教及社会制度都需要更新，因为社会文化内部体系充满了约定俗成，更新本身不能在内部体系中产生。所谓的文化本身的改进只是内部的微调，进一步革新则需要外部文化的刺激和改造。当“外力刺激”足够大时，翻译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些更新的渠道催化剂。有鉴于此，译者在把外语翻译成母语时，应该把外来文化的差异（优秀的文化成分）吸收进来。通过翻译借鉴各个民族的文化，并和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这样才能看清本土文化自我的短处和缺憾，吸收优秀的养料来促进各个文化的共同发展。当然，在吸收异域文化因素的同时，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小觑。例如，翻译促使中国的文言文走向衰败，意味着承载文言文背后的腐朽的封建思想迅速衰败，甚至成为历史尘埃。

众所周知，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汉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那一阶段的汉文化是优秀文化，日本奉行的是“拿来主义”文化策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基于汉文化的基础上，又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削弱了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极力宣扬西方文化的优势，因而，一直走在东亚文化经济发展的前列，成为亚洲国家借鉴西方文化的典范案例。为了翻译的便捷，更为了使西方文化的成功引入，日语竟利用汉语创造大量汉字外形的日语词汇，如“文化”“政党”“主义”“制度”“经济”等词汇就是词汇为文化服务的鲜活展现。这些词汇由于是运用汉字造词，具有便捷的使用特点，同时又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他方面缺乏的空白之处，它们后来被直接引进汉语中并且在汉语获得稳定的地位，竟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代表性词汇。这些词汇引入汉语可以说是“再移植”的典范，也可以说是国家文化制度上的需求造就了“再移植”的成功。翻译后引进的理念、词汇及文化因素成为中国国家文化建构和经济制度建构的一环。

一方面，有关社会制度的外来文化词汇在目的语中的引入对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看到的文化，词汇差异程度远远超越普通人的想象。许多译者把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性看作文化补给的良方，他们有意识地引进了目的语文化缺失的文化、语言成分。以中国为例，自五四运动以来，通过翻译引入的文化成分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科学技术知识和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的引进对中国的影响是翻天覆地的。徐光启、严复通过翻译引入西方的科学知识，对中国各个理科知识的建立和传播功不可没。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通过翻译的引入，对中国现代化经济制度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仅仅把翻译充当语言成长的催化剂，那么它对文化的催化作用将被极大地低估。

另一方面，按照巴别塔的隐喻，Shem 人被上帝流放到世界各地，让他们到异域传播自己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迁移到世界各地的人们为了生存而天天进行翻译活动（无论他们对翻译是否精通），为了适应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来生存，他们可以说两种或三种语言，翻译在此不再是专业人士从事的活动。他们带给了新的地域文化的差异和不同，同时，他们即会保留自己的原来文化传统。因为他们依旧会怀念“母文化”，而一再坚持的一些原有文化特性，这些经过不断重复的原有文化往往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就像犹太人一样散居世界各地，却依旧信奉基督文化，开辟了庞大的基督文化版图，文化疆域也从地域扩张到全球。

从某种程度来说，翻译的任务是确保原语及原语文化的生存。满族语言及文化极少被翻译成汉语，由于缺乏翻译作为满族文化和汉文化必要互动的桥梁，满族文化及其语言逐渐边缘化，甚至面临灭亡的处境。然而，与此恰恰相反的是犹太文化却因为翻译而获得勃勃生机。由于圣经的多个语言（几千种语言）翻译，曾经的一种边缘文化并未因为犹太人由于饱受迫害和散落在世界各地而消散，反而《圣经》成为各国人民了解犹太文化的桥梁和途径，基督文化成为世界的文化组成部分。当经过翻译后的《圣经》得到其他民族认可时，翻译便成为“文化互动”的一种方式。翻译前的《圣经》来自犹太文化，但是翻译后的它已经融入了各种文化成分，已经具有世界文化的品质，基督文化在各个国家得到延展和文化融合后的变化。如同各个文化河流共同冲击下形成的“三角洲”，它的成分具有各个“河流”带来的土壤和泥沙。这些“三角洲”由于受到多条“河流”的滋养而获得勃勃生机，而翻译正是这些滋养成分的源泉。有些词汇虽然源于某个文化，它们起始定位为文化独特词，但是它们通过翻译这座桥梁后，已经具有全球通用词的性质，它们正在逐渐脱离文化的独特性，渐渐具有文化的趋同性,成为各个文化交流的“三角洲”，如中国的词汇“阴”“阳”“孔子”，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美国梦”等文化词汇由文化独特词演进成为世界文化符号，它们以文化独特性的身份进入世界文化的大家庭，但随着各族人民对其认可度的提高，它们已经成为本国文化在异国文化土壤中的延伸、生根、发芽和成熟。和其他事物的生长变化相比，文化和语言的更新换代是缓慢的，但是它们却一直悄然进行着，翻译正是它们更新换代和前行发展的引擎。

文化本是人类永远的瑰宝，各国文化之间本不该有隔阂和壁垒，它们的冲突和融合是为了更好地存在、更加地丰富、更快地发展。通过翻译，文化的独特性向趋同性的转变使全世界的人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增强了人们对文化的敏感性、敏锐性和分辨力，更好地理解了文化间的差异及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在世界一体化的情况下，多元文化格局刺激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共享、宗教共享和制度共享的理念形成。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通过翻译而打破任何界限，类似巴别塔内的文化及语言由于封闭早已沉默或消失，而经过翻译后的文化和语言经过融合后往往传承下来。文化的跨域传承正如珍珠的形成过程：一颗沙粒在进入一般的生物体内会遭到剧烈的排斥反应，牡蛎和蚌体内的珍珠贝由于受外界的刺激，分泌出珍珠质对异域“入侵者”并不是立即排出掉，而是一层层的将其包围。只有牡蛎、蚌才能够经受住痛楚，同时使“入侵者”不但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适应了牡蛎和蚌的体内环境，最后“融合出”璀璨的明珠。最富有创意和活力的文化重视和青睐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并且通过翻译，向另一种文化借取文化要素并且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中。只有经过融合的文化才能提供给人们动感、多维、充满活力的清新文化图景以及世界文化的全景展望。

翻译经历了语言学向文化的转向，译者倾向于归化和异化的文化翻译策略而不是拘泥于直译和意译翻译方法，即译者的认知维度已经从语言维度上升至文化维度。而翻译过程中多数译者采纳归化和异化结合的翻译策略，绝对的归化和异化翻译几乎不存在，故而文化融合在译者的笔下已经开始了。

在国外文化大量进入及融合本土文化的前提下，我们是否对本土文化及语言的流失抱有悲观态度？实则不然，只有妥善地保存本土文化及语言的精髓，民族文化才能在吸收各国文化的滋养后愈加璀璨。

目的语文化在得到异域文化及语言丰富和滋养后，提倡其枝叶繁茂而其根苗却务必留存。否则，其文化精髓及语言会通过翻译而被吞噬。例如，中国满族人入关以后，满汉交流由最初的“并存”到后来的“弃满从汉”，大多数满族人通过翻译学会了使用汉语且适应了汉文化，忽视了其自身语言及文化的传承，忘记了本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自我特性，最终，其文化和语言因融入到汉文化中而消失殆尽。因此，翻译带来的差异和变量不应该完全改变目的语文化及语言之根基，而只能在其根基完整地基础上才能完成“文化输血”和“语言输血”。否则，文化及语言将越来越边缘化或者消失。

保护住本民族文化的根苗，利用通过翻译引入的异域文化的优质成分使其根繁叶茂才是翻译的根本目的所在。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了推动宗教改革，他用土生土长的地方语言来翻译拉丁文本的《圣经》。在翻译的过程中，他运用拉丁词汇及短语改造和规范地方语言，完成了现代德语的书面表达规范。同时，翻译过的新版《圣经》不再基于老版《圣经》的一些内容，即无论何种具体的外在特征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新版《圣经》强调在基于民族文化的内心真诚的基础上的救赎，从而否认了罗马天主教的垄断性，逐步成为德国宗教改革的基石，通过《圣经》的翻译，他不仅改变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而且促使西方政治思想开始进入自由主义时代，使得人们的创新活力大大激发，认识和开拓世界的进取精神彰显开来，新版《圣经》的翻译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的进程。通过保留本民族语言和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这种翻译策略，即巧妙运用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方法来完善文化和语言更新过程，又稳定和弘扬了民族文化及语言在世界文化大家庭的地位。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由于区别与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欧洲文化以及新兴的美国文化，才被认为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才使全球文化的多元性成为可能，当今的文化多元性即承认文化的趋同性，又借鉴于文化的差异性。趋同性凝聚了各国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差异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生机和活力。在翻译中，翻译所带来的文化和语言垄断性和霸权性应该是译者考量的重点，使它们成为“枝叶”，而非“根苗”应该是翻译的宏观策略。同时，由“礼、义、仁、智、信”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精髓应该通过翻译这个引擎传播到西方世界，它对西方文化会带来改进和修正的差异和变量，尤其是对西方科学主义引发的精神危机及道德危机颇有益处。就华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而言，英汉翻译的数量远远超过汉英翻译的数量应该改观。只有通过大量汉英翻译，才是保留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发扬中华文化的良方。

巴别塔的停建，说明了此类建筑结构不能达到尽善尽美，达到通天塔的超验结构，必然逃脱不掉遭到解构的命运。单一语言在和其他语言相比是不完善的，它需要其他语言的补给和滋润、支撑和参照、对比和研究，翻译正是各种语言和文化相互促进的催化剂。翻译从语言层面上带动了目的语（如汉语）的词汇，语法，语音的发展。从文化层面上，它推进了目的语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审美观点、宗教信仰等全方位的变化。翻译不愧是世界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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