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宝和新绣

韩昶

一、西方都留下了什么？

歐洲在首饰发展历史上断代很明显，和他们世俗文化、政治、经济上的变化有紧密关系。东罗马帝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新艺术运动时期是比较有代表性和讨论价值的三个阶段。

讨论欧洲文化，拜占庭时期是绕不开的一笔墨迹。这一时期的文化极具研究价值，当然对首饰领域来说也是如此。基督教信仰是拜占庭帝国的立国基石，帝国东部的基督教神学就受到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1] 这种信仰在首饰艺术创作上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欧洲中世纪，贵金属加工工艺同样是笨拙的，而且产量低，相对造价昂贵。珍贵的珠宝首饰聚集于权力阶层，而统治阶层用作为统治工具，首饰便成为这种工具的载体之一。所以在这一时期，首饰创作思想和形制都是服务话题，世俗趣味被屏蔽剥离。

文艺复兴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购买力和思想都得到极大的解放。珠宝和首饰的象征属性被弱化，同时突破统治阶层独享的壁垒开始向其他阶层消费群渗透。在题材方面，世俗和古典神话题材开始流行开来。与此同时，工艺技术的进步也进一步提升了整个行业的规模和产量，当然也带来了更好的品质和更复杂的表现形式。首饰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载体必然也会受到当时其他艺术形式和启蒙运动的影响。

新艺术运动继承了工艺美术运动的成果，但在思想方面本质上并没有超越。[2] 尽管如此，这次变革在首饰发展进程中打下很深的烙印。其影响比更久远的时期所带来的要更明显。就像新艺术运动时期的首饰人为了反矫饰风格而向哥特风格和东方艺术求解一样，在如今，首饰产品设计者也在为了反世俗潮流而挖掘这个时期的“珍宝”。这种引用或借鉴也跨越了屏障，在非西方文化群中传播。这种回溯可以看成是在突破来临前对其压力的逃避，但也可以看成当代国际化背景下大基数人口社会审美的波动现象。这种景象就像艾萨克·阿西莫夫的著作《基地三部曲》中构想的，人类历史越久远、人口越多，分析数据对判断事物进一步发展的价值也就越大。

二、华夏的首饰文化遗产

相对于西方，中国的首饰发展表现出线性而又碎片化的现象。线性化因为主民族文化的稳定和政治思想工具的延续，而碎片化又和政权更迭以及时代主流审美趣味的变迁有关。

作为一个贵金属储量不算丰富的国家，贵金属长久以来超越其他媒介，统治着现代信用概念出现前的货币市场。这一特点导致以其为基本材料的首饰很难留存下来。对于作为贵金属货币的代表之一，楚国的金币“郢爰”也大都用于官方政治、外交、大宗交易等目的，并未在市井间大规模流通，就更难存世了。[3] 单独的首饰作品历经千百浩劫之后仍存不易，金属工艺代代更迭后有弃有进也难。秦的焊缀金珠，宋的立雕装饰和浮雕凸花，明清的花丝，各自有着主角担当的戏目。在它们各自的时代，手工技艺是实现作品艺术效果的唯一方法，也是评判溢价最重要的部分。但对当代一些逐利者而言，形制躯壳才是核心卖点。现代计算机数码辅助成型系列技术让模仿变得那么简单高效且成本低廉，所以现在的珠宝首饰市场上出现了那么多“年青”的古法产品。这些产品只是利用现代工业体系，单纯在形制上对古制进行的临摹和仿效，技术上和原样本不同，大多也缺乏“灵魂”。商业本就要追求利润、提高效率以及控制成本，倾注财力不计工时地追求最纯粹的表达效果只在特定的场合和消费群中才会出现，这点上古今相似。

三、当今的首饰类商业产品对传统形制和意识的借鉴

PANDORA潘多拉是一个丹麦的流行首饰品牌。但它的生产扎根于泰国，市场主攻欧亚。借助着资本的力量，2016年这一品牌的盈利能力达到了顶峰，在世界范围内超越很多首饰和珠宝界的“百年老屋”。这一切都是从2000年他们推出的串珠产品开始的，这种可以有限度自定义的首饰产品符合当下很多消费者口味，增加了可玩度、再次购买频次和消费者的收集欲望，还可以承载更多IP内容，这简直就是首饰行业里的“乐高积木”。但是，这种产品的原生概念并不来源于丹麦而是泰国。创始人Per Enevoldsen因法德森与其太太Winnie温妮，受泰国传统手串类首饰启发，通过对其形制借鉴后再构的一套产品整体概念和战略。这些对于扩大全球新受众群体没用的部分在新语境中被剔除了。形制是经过验证的，且已有广泛基础的，剪去内容嫁接上新的内容片段，这样的方法让创业期产品线的成功概率极大提高了。但这样的成功也有偶然性，再次复制也并不容易。当现有框架对市场和潮流的黏性稀释后，不再突破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2016年之后，PANDORA潘多拉的表现一路下行，值得从业者们观察思考。

对于现在在国内部分消费者钟爱的新中式珠宝，业者在产品创作过程中呈现出相反的规律。珠宝设计师在新中式珠宝创作中，一般都习惯破坏掉一些原有的形制或固有印象，保留精神内核并匹配当下的审美趣味。中式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在现今可以在珠宝首饰媒介上有一个出口，但时代差异是无法忽视的，此梅非彼梅，此兰非彼兰......要借鉴就会有一个度的问题。未经专业审美训练的大众，在没有引领的情况下，风俗变化是很慢的，设计师群体可以催化这个过程，但仍然是循序渐进的。极有创造力的设计师配合网络媒体和泛娱乐化，在这个比以往更需要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的年代，正在加速影响市场。当然，不当的偶像也会激发很多对进步无效的改变。数千年沉积下的观念，即便是被喷涌的信息流冲散，其印痕仍在，当需要的时候“寻印机制”总是会被唤醒。

四、以首饰为媒介的艺术创作对“遗产”的引用

Livery Collar王仆之领是一种西方仪式化首饰。通常是由皮革和丝绒装饰的贵金属项饰。一些更典型的案例中王仆之领是完全由贵金属制作的项链。很多王仆之领在链子的底端都有一个金属制成的吊坠纹章。在中世纪系统中，王仆之领是最为人所知的物品，被绅士，富商和更高的阶层所追捧。在十四世纪晚期男爵和其他皇室成员通常将王仆之领同臂章，华服和华帽一类的物品一样，赐予低阶的个人。但是由于当时法律，这种赠与成为皇家的特权。确实拥有王仆之领的人经常被人称作“王的仆人”，接受这种荣誉的人多为王室的管家或者是地方的行政长官比如治安官，并且是那些在战场上立有功勋的忠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王仆之领也会用于表彰效忠王室外国人：在意大利，比利时和爱尔兰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外文学作品，精英阶层的逸闻和皇室日志中，仆从之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物品，和统治者的声誉相关，在手绘插画，教堂壁画，雕塑和彩绘玻璃中出现的形式简单而规范。比利时艺术家Liesbet Bussche利斯贝特·布什，在她的作品《Mercator墨卡托》中引用了王仆之领的形式规范，用当代的语言和内容为新作品赋能。首先她把王仆之领繁复的结构提炼概括成扁平的剪影，只保留了最少的可被识别的轮廓，然后填充她想要承载的内容。一个由以真实存在的且以珠宝宝石首饰相关事物命名的城市所组成的虚拟王国地图，一次只属于艺术家个人的幻想冒险。[4]

青年艺术家们往往也会在传统形制数据库里找些好东西来用。天津美术学院毕业的杨楠希在她的作品《人为何越来越难以“移动”》中对传统的珍珠项链形式进行了夸张的引用。作品由一千颗保鲜膜珠子构成，保鲜膜上记录的是作者自出生日起至今所获得的身份标签，提取元素并记录在保鲜膜上，通过缠绕包裹的方式模拟珍珠的生长方式制成了每一颗珠子。这些珠子既映射了身份获得这个过程是不断叠加的，也比喻了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各种身份把她层层包裹的形态。作品的目的意在表现出身份的积累能带来荣誉感和自豪感的增幅，但随着“身份珠串”叠加出来的项链越来越长影响了行动，那些让人感到自豪和美好的事物，也是变成了令人不能畅快移动的桎梏。

五、未来的人们会如何引用我们？

当一门综合技术发展到极致，比如人工智能下的机器人技术，强悍到可以解决执行层面的一切问题。手工制作的溢价会极大两极化，其中低级的一端必然也会消失，而高级的可能会被特权化。而市场上大部分消费首饰会更着眼于于表达内容、材质和形式上，工艺品质可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所有产品的生产工艺都很精确高级。我们当代产生的文化产品和艺术作品可能会被后人更在乎。到那时，从业者将会用他们的视角，思维倾向和解读方式来重塑今天的首饰形制。

参考文献：

[1]周明博编著.《全球通史：从史前时代到二十一世纪》.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5.07。

[2]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09。

[3]吴良宝，《战国楚金币新考》江苏钱币 ，2010年，第1期

[4]MATTHEW WARD，《The Livery Collar：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0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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