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虢国的兵器文化

宋笑飞

虎，体态雄伟，毛色绮丽，四肢强健，爪牙锋利，听觉和嗅觉都很敏锐，性凶猛，力气大，攻击性强且经常取胜，因此有‘百兽之王的称谓。人们因为崇拜凶猛的老虎，常常将作战勇猛的军队称作虎卫、虎旅等。在古代，人们也有将虎作为部落图腾的，比如虢国。虢国是西周时期的姬姓封国，其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弟弟虢仲、虢叔，《左传·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虢仲、虢叔常年随周文王东征西讨，虢国的战争史就是周朝兵器的发展史，也是周朝兵器的演化史。

当周部落在西部发展的时候，北方草原先进的剑戟技术和车战战术通过河西走廊传播到周人的生活之地，周人一边吸收殷商王朝的文治文化，另一边逐渐融合北方草原的剑戟技术和车战战术，而且在自己部落的军事实践中根据需要进行了改进，从而把由草原地区传播而来的戎车转变成为了真正驰骋疆场的战车武器，而同时代的殷商战车仅仅作为贵族指挥官的移动指挥场所，打起仗来十分不便。

公元前1046年，周人凭借武器上的优势，再联合各诸侯一同灭了商朝。周人不仅将剑带入了中原，也发展出了镶嵌有铜片的胸甲，这种胸甲虽然面积较小，但比起没有护甲的商朝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虢仲、虢叔在周族的兴起、发展及灭商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虢仲、虢叔被分别分封在周朝的西大门—宝鸡、东部战略要地—荥阳。虢国在西周、春秋时期是有着特殊地位的姬姓诸侯国。西虢国始封于陕西宝鸡，周厉王、周宣王之际东迁三门峡一带，始终封于王畿之内，与周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国君屡屡出任周王室要职，率军为周王室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故而得以享有“勋在王室，藏于盟府”的殊荣。

“虢”字最早見于殷墟甲骨一期卜辞，从虎从。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其意为“双手奋力与虎搏斗”的会意兼形声字;也有学者认为是“手持器械与老虎搏斗”。不管是赤手空拳斗虎还是拿器械打虎，总之都是与老虎搏斗。敢于与老虎搏斗，说明其人勇敢威猛，胆识力量都有过人之处，令人钦佩。

以猛虎为族徽、崇尚武勇的虢国，自立国之初就频繁地参与各种战事，他的兵器以及生产工具不仅反映了虢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更直接决定着每次战争的胜败。20世纪90年代，在三门峡发掘了一批虢国墓葬，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兵器，为我们还原了那个历史上兵力强大、英勇善战的虢国所拥有的勇猛兵器。其兵器类型主要有戈、剑、矛、镞、盾锡、盾牌等。现择精品介绍如下：

一、戈

古称勾兵，是一种钩、啄的兵器，先秦时期最常用的武器之一。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石戈，商代开始普遍使用青铜戈。商、西周和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由于装有长柄适于远距离的勾杀，青铜戈成为车战中的主要武器。虢国墓地出土的戈形制基本相同：锋呈三角形，锐利;援略上扬，或有脊或无脊，上下边有锐刃;援下垂胡，胡部长短不一;内、援之间有凸棱形栏;栏侧穿孔数量不等，形状不一。内皆为直内，近长方形，其后下角或有缺口，或无缺口。依据戈胡的长短与栏侧穿孔的数量分为短胡一穿戈、中胡三穿戈、中胡四穿戈、长胡三穿戈、长胡四穿戈、长胡五穿戈等几大类。

西周铜内铁援戈（图1）

残长17.4、内长7.5、内厚0.5厘米。由铁援、铜内锻接组合而成。铁援有脊，锋部残损，据存留部分目测，刃部原应十分锐利。铜质叶片的援本部正背面均以绿松石镶嵌一组长鼻龙首纹，内部正背面均以绿松石镶嵌一组C形卷云纹。按其铁样分析属块炼铁，是公元前9？8世纪的早期人工冶铁制品。1990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西周长胡三穿铜戈（图2）

通长21、栏长11.7、内厚0.35厘米。斜边三角形锋稍残。援脊不明显，援本上部穿孔为纵长条形，内后下角有小缺口。1990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西周长胡四穿铜戈（图3）

通长23.9、栏长12.1、内厚0.2厘米。等腰三角形锋，援无脊，援本上部穿孔为横长条形，内后下角有小缺口。内部正、背面各饰二组上下相叠的C形卷云纹，胡正面纹饰相勾连。1990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西周龙纹长胡四穿铜戈（图4）

通长20.9、栏长12.3、厚1.0厘米。三角形锋尖，援上刃斜直，有脊，胡较长，长方形内，内尾部上角圆，下角内凹，栏侧四穿孔，内部一穿孔。援本中部饰浮雕状龙纹，内上饰龙纹。1991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11太子墓，现藏于虢国博物馆。

西周长胡五穿铜戈（图5）

通长25.6、栏长12.5、内厚0.4厘米。斜边三角形锋，援无脊，援本部有二穿孔，中部穿孔为圆形，上部穿孔为纵长条形。1990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西周中胡三穿铜戈（图6）

通长16.8、栏长8.2、厚0.6厘米。三角形锋，直援，援上刃斜直，长方形内，内尾上圆角，下角内凹，胡较短，栏侧三穿孔，内部一穿孔。1991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11太子墓，现藏于虢国博物馆。

二、矛

用于直刺、冲刺的兵器。其中长柄矛为战车上的车兵使用，短柄矛则是步卒的刺杀兵器。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窄叶长骹式，矛叶窄而长，安装木柄的骹细长没有穿绳索的孔。第二种是阔短叶长无系式，矛刃像短小的阔叶，很长，圆孔，无系。这两种矛都流行于春秋早期。

西周铜矛（图7）

通长13.5、叶宽3.3、骹口径1.55厘米。叶状锋刃，圆援中脊，筒状长骹，骹上有长方形或方形孔，此乃用以固柲的钉孔。1991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11太子墓，现藏于虢国博物馆。

西周铜矛（图8）

最大件：长27.5、叶宽3.3、口径2.3厘米。最小件：残长21.7、叶宽3.6、口径2.3厘米。共5件。形制基本相同，长短、叶宽略有差异。器身均呈柳叶形，尖锋与叶刃锐利，中脊隆起，长骹圆銎延至叶身前段。木柲前端被削成圆锥体纳入銎内，表面髹黑漆并绘有红色纹样，由于漆皮大部分已脱落，原纹样形状不明。1990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三、剑

可斩可刺、随身佩带的近战短兵器，《说文解字》说：“剑，人所带兵也。”由于剑在近距离格斗中以推刺为主，故又称为“直兵”。剑由剑身和剑柄两部分组成。剑创制于殷末周初，它既为防身的武器，又是等级身份地位的标志。《考工记·桃氏》记载，士这个阶层的佩剑分为上、中、下三制，分别为上士、中士、下士所佩。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剑形制基本相同，有的剑刃上有因使用而造成的缺口。铜剑在西周早期已普遍出现，与西周、春秋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剑相比较，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剑有四个特征，第一、剑背和剑茎是一根连续的圆柱体，没有分界线;第二，剑叶的后端呈弧形，无蜡;第三，剑身作长条形，双刃直而平行，剑首呈圆形;第四，剑的长短不一。

西周铜剑（图9）

通长33.5、剑身宽3.4、脊厚0.9厘米。剑身如叶状，中脊起圆棱，从末端延长成圆柱形茎，首圆形内凹，锋刃极利。1991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11太子墓，现藏于虢国博物馆。

四、镞

安装在箭前端，用弓弦弹发的远射兵器，也就是通常说的箭头。青铜镞最早发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商代早期大量使用。到春秋时期，青铜镞进一步向实用、杀伤力强的方向发展，成为攻守城市、歼灭敌军的重要武器。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武器中，青铜镞的数量、式样最多，其刃部呈弧形，两翼张开，但出现了收削的趋势，而这种收削的趋势恰是春秋早期青铜镞的重要特征。

西周双翼内收形铜镞（图10）

最大件：镞长3.5、双翼宽1.5、铤径0.45厘米。最小件：镞长3.4、双翼宽1.4、鋌径0.4厘米。共13件。形制、大小相似。尖锋，双翼内收有锐刃，高脊，圆柱状铤，皆残存苇制箭杆。1990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西周双翼外张形铜镞（图11）

最大件：镞长3.6、双翼宽1.9、铤径0.4厘米。最小件：镞长2.6、双翼宽2.4、铤径0.5厘米。共4件。形制相似，大小略有差异。尖锋，双翼外张有锐刃，高脊，圆柱状铤，皆残存苇制箭杆。1990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西周方锥锋铜镞（图12）

通长6.3、铤长4.2、铤径1.5厘米。前部四方体，方锥形锋尖，中部圆柱体，管状铤。铤上部有一穿孔。1991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11太子墓，现藏于虢国博物馆。

西周四叶锋铜镞（图13）

通长2.85、銎孔直径0.9厘米。共4件。形制、大小、纹样基本相同。镞身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端呈立方体，四角各有一个蕉叶状锋，锋叶表面饰蝉纹，末端为圆形銎，銎内尚存木制箭杆残段。箭杆髹黑漆为地，满涂朱砂，应即所谓彤矢。1990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西周圆锥锋铜镞（图14）

通长7.3、铤长3.6、最宽1.4厘米。圆锥状锋，中部柱状，锥形铤。1991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11太子墓，现藏于虢国博物馆。

方锥锋铜镞（图12）、四叶锋铜镞（图13）、圆锥锋铜镞（图14）这几种铜镞笔者推测可能是贵族进行射礼运动时的练习箭。射箭运动在西周时期被列为“六艺”之一，即是周天子专门设置有“大射”之礼，也是“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的社会风潮，说明了射箭运动在当时社会所处的重要地位。射箭被古人视为“男子之事”，射礼是古代男子进行射箭时的一种礼仪。中国古代射礼兴盛于西周时期，射礼上的射箭比赛包括比赛目的意义、比赛时间、比赛场地、参加人员、比赛规则与方法、奖惩规则等现代体育竞赛的基本要素，完全就是一个完整、规范的体育运动竞赛。在“百家争鸣”、思想文化辉煌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都非常关注射箭，提出了很多先进的射箭思想，并运用于教育、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学在官府”的背景下，围绕学校射箭教育的问题，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规范，包括射箭礼仪、射箭技能、射箭场所、射箭师资等。这不仅推动了当时学校射箭运动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独特的射箭教育文化遗产。

五、盾锡

盾之装饰物。虢国墓地出土的盾锡有圆形和椭方形两种，形制基本相同，皆是正面中部向上隆起，背面相应凹陷周边有数个穿孔，用来连缀于盾牌之上。

西周椭方形铜盾锡（图15）

图左：通长17.2、宽11.9、高2厘米。图右：通长17、宽12.1、高2.5厘米。共2件。形状、大小基本相同。器身呈椭方形，中部向上隆起成弧面，4个长条形穿孔分布其中，边缘较宽。两角边缘各有两个穿孔，而另两角的背面则各有一个环形纽向内凸出。纽和穿孔都是用以系绳或贯钉。1990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六、钺

一种古代的兵器，具备杀伤力。钺确切来说是大斧，《说文》：“钺，大斧也。”《释名·释兵》：“钺，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钺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其形制似斧，以砍劈为主。但是更多时候是一些仪仗所用，用于斩杀的刑具，因而又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古代王者出师，手中常持钺。

西周钺（图16）

通长24.7、刃部宽5.7、銎长2.5、孔径2.9厘米左右。出土时断为三截，钺上端后部和下部右侧的一穿残缺。整体呈C形，内沿为背，外沿整体为刃，下部有两个椭圆形管状穿（其中一穿已残缺），穿孔内残存有朽木痕迹。近内沿处的正背面饰无珠重环纹。

七、盾牌

是古代作战时的一种防御性兵器，用以掩蔽身体，抵御敌方兵刃、矢石等兵器的进攻，通常呈长方形或圆形，其尺寸不等。盾的中央向外凸出，形似龟背，内面有数根系带，称为“挽手”，以便使用时抓握。在古代东方，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等，作战时都广泛使用盾牌。公元前两千年出现了铜盾，后来又出现了铁盾。盾牌的表面一般都包有一层或者是数层皮革，可以防止箭、矛和刀剑的攻击。通常还绘有各种彩色的图案、标志、徽章等。随着枪炮火药等兵器的发展，盾牌逐渐被废弃。

西周盾牌（图17）

三门峡虢国墓地南区的湖滨车站机务段货场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被盗墓葬，在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了一组盾牌遗迹。他们先是发现了一些漆片，经过小心谨慎地清理后，发现是一组珍贵的盾牌遗迹，之后对盾牌进行了整体搬迁和修复保护。该组盾牌全长1.6、宽0.88米，由3件盾牌组成（从左往右依次编为1、2、3号），相互之间有部分叠压。每件盾牌高0.8米左右，宽0.4？0.5米，由藤条构架，并上覆皮革。上部呈对称双弧形，两侧边缘略内凹。盾面中部自上而下有明显脊棱外凸，上髹红色漆。1号盾牌表面隐约可见红色漆皮，2号和3号盾体表面的漆皮清晰可见。1号和3号盾牌表面纵向分两行各装饰3个直径0.1米的青铜泡饰，其上饰卷云纹;盾牌下有青铜箭镞，前有木矛柄痕迹。

八、战车

西周时期，战车一直是军队的主要装备，车战是主要作战方式。西周中期以前，一般采用长型軎饰，其长度为17厘米左右;西周以后则通行短型軎饰，其长度在8？10厘米之间。如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1件矛状车軎，通长37.5厘米，它不仅用于保护和装饰轴头，而且也是带有攻击性质的装置。车轴是战车驰骋时急剧转动的关键部件，为防损坏，战国时期已开始在轴毂之间装置铁锏，以减少轴毂的摩擦。

虢国墓地已经发现了几十座车马坑，可见当时虢国的军队实力是很强大的。在已经发掘的车马坑中，虢国国君虢季陪葬的车马最多，最宏伟。虢君虢季的随葬车马坑（图18）内共清理出车13辆、马64匹、狗6只。其中大多数马位于坑南半部。车辆位于坑北半部，而且每辆车下叠压两匹马。马匹全部葬入后，再从坑的中部依次向北放置木车。车的辀、衡均相互叠压，前一辆车的车舆压在后一辆车的前辀、衡上，所有车辆排列有序，即辀头朝北，车與朝南，依次错列摆放。其中10辆車上均发现有铜车马器，主要有衡末饰、、辖、轭饰、毂饰、辋饰和络饰等7种52件。由于坑内车下部分未作清理，相信还会有部分铜车马器尚未清出。此外，在国君墓中还出土铜车马器1509件，其中铜车器74件，总重21千克，计有辖、銮铃、轭3种。

战车每车驾2匹或4匹马。4匹驾马中间的2匹称“两服”，用缚在衡上的轭驾在车辕两侧。左右的2匹称“两骖”，以皮条系在车前。合称为“驷”。马具有铜制的马衔和马笼嘴，这是御马的关键用具。马体亦有铜饰，主要有马镳、当庐、马冠、马脊背饰、马鞍饰、环、铃等。

战车每车载甲士3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短剑兵器。这种乘法可以追溯到商朝。如在殷墟车马坑中，3名甲士分布两处，车后2人，舆侧1人。据《左传》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乘法也与此相同。此外，还有4人共乘之法，称为“驷乘”，但这是临时搭载性质，并非通例。除3名甲士随身佩持的兵器外，车上还备有若干有柄格斗兵器。

《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70辆战车。到了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诸侯兵会于牧野时，有战车四千乘之多。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可匹敌的优势。所以自商以后，尤其到两周时期，战车部队和车战战法得到长足的发展，战车兵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以一乘马驾的战车和附属的徒步士兵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判断各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也常常以战车的数量来计算。总之，当时的战车兵就相当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先进的军事武装。

从斩木为兵到冶炼铸造青铜兵器，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中国古代的兵器取得了质的飞跃，青铜兵器时代与我国奴隶制社会相始终，即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止，先后经历夏、商、西周和春秋，占据战争舞台长达1600余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无论是天子或诸侯，都是以战车的拥有量及其武器装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强弱的重要标志。到了西周，车兵和步兵已广泛使用了斧、钺、戈、矛等青铜兵器作战。因此“千乘之国”“万乘之君”则成为显示国力强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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