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楷书鼻祖,垂范千年

雪斋

钟繇书法具有怎样的特征？为什么他被称为﹃楷书鼻祖﹄？他的学书经历和书法理念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

曹魏太和四年（230年），身为太傅的钟繇临终前把儿子钟会叫到床前，交给他一卷书法秘籍，并把自己刻苦研习书法的体会传予钟会。钟会躬身聆听，领受教诲，钟繇含笑而逝。钟繇的去世，是一个书法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的书法所蕴含的艺术精神传承千载不衰，成为后世书法家学习的典范。

为书痴狂  精勤得法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豫州颍川郡长社县（今河南许昌长葛东）人。钟氏是当地望族，“世善刑律”。钟繇的祖父钟皓曾在郡里担任功曹，为人温厚且博学，通诗文，教授门生千余人。钟繇的父亲因为“党锢之争”未能入仕。钟繇自幼相貌不凡且聪慧过人，父亲去世后，叔叔钟瑜觉得他是可塑之才，供给他资费，使他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最终完成学业。

东汉末年，钟繇举孝廉走上仕途，历任尚书郎、黄门侍郎等职，因助汉献帝东归有功，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为人机捷，善持论”，更懂得审时度势，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天赋，赢得了曹操的信任，被委以重任，担任司隶校尉，镇守关中，因功勋卓著，迁前军师。曹操封魏王后，钟繇因功迁相国。在曹魏代汉时，他积极进表劝进，深受曹丕赏识和器重，官至廷尉，后迁太傅，因而后世以“钟太傅”称之。

钟繇一生仕途平顺，官高爵显，这为他的书法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但其书法成就的取得更多还是源自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刻苦努力。据说，钟繇很小的时候得遇异人，曾上抱犊山学习书法三年。他天赋异禀，很快便掌握了书法诀窍，但他并未满足，而是更加刻苦地研习，追求更高境界。当官后，他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等人一起谈论书法。一次，他在韦诞处发现一部东汉名家蔡邕讲笔法的册子《蔡伯喈笔法》，几次向韦诞借阅，韦诞都不答应。钟繇日思夜想，不能得愿，气得顿足捶胸，直至吐血。韦诞死后，钟繇才得偿所愿。从此，钟繇如获至宝，昼夜研习，行走坐卧都想着书法，看到什么都想书写。他经常以手指为笔进行临摹，有时躺在床上也不停止，时间久了寝具都被手指划出了窟窿，可见钟繇学习书法到了痴迷的程度。

自从参悟了蔡邕的笔法后，钟繇的书法艺术更趋精妙。《蔡伯喈笔法》便是他临终前传授给钟会的书法秘籍，可见他对蔡邕是极为推崇的。钟会也不负所望，书法颇有其父遗风，与钟繇被后世并称为“大小钟”。可见研习书法，勤奋和方法同样重要。勤不得法，终是末流；
得法不勤，也难大成。钟繇的成功在于精勤且得法，可以说是掌握了成功的“书法密码”。

三体皆妙  世人所善

关于钟繇的书法源流、师承、书法特点和擅长的书体，以南朝宋羊欣的论述最为详细和客观。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讲述，钟繇与胡昭同师刘德昇，胡书肥而钟书瘦，但二人都得到了刘德昇真传，“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
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
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可见钟繇所擅长者三体，即铭石书、章程书和行狎书。

铭石书是指书写碑版的书体，一般为篆书或隶书，通常篆书写碑额，隶书写碑文。汉魏时期的铭石书是汉隶的一种程式化体态，也就是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隶书序》中所说的“八分”。此时的隶书已经具备了楷书的特征，如蔡邕书丹的《熹平石经》和曹魏建国之初书刻的《上尊号奏》《受禅表》均是楷范化的铭石书，出现了钩画笔趣，字体也有意拉长，但依旧保留着隶书横平竖直、撇捺分张、蚕头燕尾的特征。

钟繇擅长铭石书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时人的共识，但是关于他的作品却有不同的看法。曹魏时期的牟准说《上尊号奏》是钟繇书写，唐代张怀瓘称《受禅表》是钟繇的手笔，这些说法都无法得到证实，因而未得到普遍认可。羊欣之后，陶弘景、庾肩吾等人也都对钟繇铭石书有所称道，但他们都没有见过钟繇的铭石书。结合汉魏时期隶书碑刻来推断，钟繇铭石书的体态应与《熹平石经》《上尊号奏》《受禅表》的隶书形态相近。

章程书即正书，是由汉隶演化而来的一种书体。汉魏之际的正书是一种新书体，也就是早期的楷书。人们之所以称正书为章程书，大概是因为钟繇经常用这种书体写奏章，传世的钟繇正书书迹，如《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等，都是他写给朝廷的奏章。钟繇身在高位，用正书来写奏章，表明正书已从民间流行转而被官方认可，成为合法的规范字体。严格来说，钟繇并非正书的创立者，但是一方面他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他在正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是第一位以正书闻名于世的书法家，且对正书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因而后世便尊其为“正书之祖”。

行狎书，即指行书。羊欣所谓“相闻者也”，是就这种书体的用途而言。在汉魏时期，行书主要用于私人间的书信往来，故被称为“相闻书”。后来王僧虔以“行书”称之，成为一种正式的书体称谓。行书介于草书和正书之间，字体流畅，没有正书和隶书的庄重典雅，也没有草书的简率豪纵，便于书写和识读。如羊欣所言，钟繇的行书取法刘德昇。刘德昇是已知最早以写行书名世的书家，后人便将他称为“行书之祖”。实际上，行书不可能由刘德昇一人创造，他对于行书的功绩在于加工和传授。经过刘德昇的加工整理，行书于东汉末年始在颍川受到提倡。后来，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钟繇和胡昭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使行书流行于中原士大夫阶层。可惜的是，刘德昇的书法作品未能传世，到西晋时，人们都是向钟、胡学行书，以鐘、胡相提并论，刘德昇逐渐被淡忘。

由上观之，钟繇隶书、楷书、行书三体皆擅长，为世人所称善。尤其是他楷书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不负“楷书鼻祖”之谓。

备尽法度  古雅有余

梁武帝萧衍曾撰《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所谓“十二意”，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方面的十二种技巧，即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这可以看作对钟繇书法技巧较深刻的总结。唐代张怀瓘《书断》说：“元常（钟繇）才思通敏……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北宋《宣和书谱》也说钟繇楷书“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对钟繇的楷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由于年代久远，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书法作品多以后人临本或碑拓的形式傳世，从这些传世作品中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其所蕴含的艺术魅力。关于钟繇作品，有“五表”“六帖”“三碑”之说。“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称《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六帖”指《墓田丙舍帖》（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其中《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已远离钟体。“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卒史碑》（简称《乙瑛碑》）、《魏上尊号碑》（即《上尊号奏》）、《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尚年幼，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所有作品中以《宣示表》艺术成就最高，在历代被奉为学习楷书的典范。《宣示表》无款，以小楷写就，共18行，298字，是钟繇写给魏文帝曹丕的一篇奏文，内容是劝曹丕接受孙权的归附请求。钟繇在笔法和字形上都摆脱了篆、隶特征，点画遒劲而显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他在结体和章法上有意加强了笔画线条的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此帖古雅浑朴，圆润遒劲，古风醇厚，笔法精简，自然天成，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正走向成熟的楷书的艺术特征。《宣示表》风格直接影响了“二王”小楷面貌的形成，进而影响到元、明、清三代的小楷创作，如赵孟、文徵明、王宠、黄道周等。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帖所具备的点画法则、结体规律等影响和促进了楷书高峰—唐楷的到来。

《宣示表》现存只有刻本，其递藏也颇具传奇性。相传西晋发生战乱，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后来传给了侄子王羲之，王羲之传给了王修。王修早逝，此表随葬进棺，真迹从此消失。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言，传世《宣示表》为王羲之临本。其后800年间，王羲之临本从内府到民间几经辗转，先后被收入北宋《淳化阁帖》和《大观帖》刻本。南宋末年其归藏贾似道，他命人摹刻上石，贾似道死后，王羲之临本不知下落，原石被深埋于杭州贾府地下，得以保存。明代晚期，原石出土，从清代至民国，此石流落民间，辗转于多人之手。2009年，此石现身拍卖会。2010年，北京市政府出资将此石入藏首都博物馆。

千百年来，钟繇的书法艺术和书法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书法爱好者。在提倡崇尚传统、守正创新的新时代，依然会给我们带来艺术的沾溉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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