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与中央红军长征

赵小成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以及后来的革命胜利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精神食粮”——报纸因素外，决不能忽视其中所具有的人为因素的影响。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的陕北人，贾拓夫是陕西省委和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为最终落脚陕北的决策，起到了引领、牵线和衔接的作用，最终为中央落脚陕北及此后的通篇谋局奠定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基础。

一、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解决中央红军长征给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城一个贫民家庭的贾拓夫，就是在列强蹂躏、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

贾拓夫从小博览古今进步书刊，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因其出色的才干和学生工作，1926年，贾拓夫被选为绥德师范团支部书记和绥德县团委书记，并协助建立农会、商民协会、陕北青年社等群众组织，将学生运动与革命运动相结合，在陕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中，起了先锋作用。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敗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作为陕西省委领导人和陕北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贾拓夫，临危不惧，指导了陕西的革命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1928年夏，贾拓夫奉陕北特委之命，回神木县开展党团活动。1929年，根据陕北特委精神，贾拓夫和其他同志一道组织反帝同盟，在中小学开展青年工作，从事兵运活动。同时还在学校、军队和乡村中建立互济会、读书会、铁血团等各种群众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准备武装斗争。此后，他活跃在西安、陕南汉中一带，恢复整顿党组织，改组陕南特委，把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掀起了大规模的围城“交农”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废基”运动。1932年反对“戴季陶主义”后，贾拓夫作为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主管组织宣传工作，他还代表省委到渭北指导游击工作，领导开辟并不断巩固渭北革命根据地，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诚如周维仁《贾拓夫传》中所著述的：“陕西的斗争建立起来的基础，尤其是转战陕甘一带的红二十六军和游击区、根据地的存在，为长征后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为了这些，历史给贾拓夫等记上特殊的一笔，当不为过！”

1932年冬，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革命斗争遭遇严重挫折，跌入低潮。由于贾拓夫的沉着应对，使得大批共产党员和下层组织得以隐蔽保存，革命力量免遭更大损失，陕北武装斗争的革命火种得以继续燃烧。根据工作安排，1933年8月贾拓夫向上级汇报工作，后又辗转到了上海，向党中央直接报告工作。11月13日和25日，贾拓夫分别向党中央写了《红二十六军及南下情况的报告》和《陕西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陕西的情况、党在各方面的斗争及总结检讨。得知中央于1933年初撤离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是他又辗转到了中央苏区，并于次年2月3日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随后又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之后他在陈云领导下做白区工作，并于同年6月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7月改为白军工作部）。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贾拓夫奉命率一连战士为红军主力开辟南北通路，安设据点，当得知敌人切断红军主力南撤的道路时，为保证部队及时撤退，他主动为伤员让出自己的战马，自己则指挥部队边战边退。在急行军接近两天的时间才赶上大部队，已经非常疲惫的他还不忘关照同志，为他们鼓劲打气。直到夜幕降临，才顺利抵达遵义城。遵义会议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一直随军行动。7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黑水县芦花镇，由于长途行军，“部队粮秣得不到接济，连两餐青稞、荞麦、红薯也难以为继”。为此，中央在芦花地区专门成立了筹粮委员会，以便解决部队供给问题。这个地区为少数民族藏族的聚居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大部分藏民由于对红军不了解，藏匿了起来。贾拓夫身为芦花筹粮委员会委员之一，带领一部分红军战士，从芦花城到瓦布梁子地区筹粮，发现藏民都藏匿于深山老林，村村十室九空。他和红军战士夜宿帐篷，昼不入户，尊重藏俗。贾拓夫妥当的举措和有效的工作方式感化了藏民，一位精通汉话的藏民通司（少数民族地区的译员兼向导），目睹红军纪律严明，感动得落泪。经过这位通司的宣传，藏民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

贾拓夫因地制宜，灵活有方。他从实际出发，把在汉族地区实行的“打富济贫”方针改为“借富济贫”。据杨至成将军回忆：“拓夫真有办法，我们在一些地方筹粮时，人家不理我们，搞不到多少粮食。可拓夫一下子就搞到那么多，人家还高高兴兴送来了，你看怪不怪。”由于他灵活出色的工作方法，使得红军在短时间里完成了筹粮筹款任务。当时在部队中流传着一首夸赞他的打油诗：

拓夫不假，善骑战马。深入藏区，办法真大。借富济贫，大得民心。建立政权，藏民紧跟。每个红军，分盐二斤，吃上糌粑，粮袋有粉。带上盐巴，浑身有劲。瓦布梁子，拓夫更新。筹粮任务，超额完成。为过草地，添了把劲。学习拓夫，为民真心。全心全意，共产精神。

正如吴亮平所指出的“粮食供给的保证（特别是对于红军部队）是获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粮食问题的很好的解决，是保证红军的胜利行动与改善工农群众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一样，贾拓夫果敢灵活，勇毅沉稳，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筹粮任务，为长征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最终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条件。

二、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提供了决定性的参考意见

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的方向就是北上抗日。1934年7月15日，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宣言指出，“……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由此可知，早在红军战略转移前，中央已经决定派遣先遣队北上了。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中央北上的方针进一步具体为“到陕北去”，但到陕北的什么地方仍不明确。就在“南下北上”的争议还在继续的同时，中央力排众议，明确提出了创造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此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又分裂中央，给中央和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决裂，会议强调：党中央应该继续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而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最初，中央原本打算在距离南京国民政府较远的川陕甘创建根据地，但由于张国焘各种借口，延误了战机，最终分裂红军南下错失良机，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使中央曾一度想放弃到陕北去。张闻天在总结讲话中说：“因为红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有变更，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中国革命是应得到国际的指示，政治上的领导。”会后，毛泽东和董必武议事，提及“红军无后方作战的流动环境，还将继续下去，何时何地建立新根据地，还很难预料”。

但模糊的方向问题在几张报纸和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后，就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抵达岷县哈达铺，在进行休息和整编的同时，中央领导人也着手研究下一步红军的去向。是继续北上，打通国际路线，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落脚？当时众说纷纭。研究长征的美国著名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毫不掩饰地指出：“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日本。但这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历史发展趋势有时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就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了聂荣臻派通讯员送来的一张旧《山西日报》（也有说法是《晋阳日报》），上面载有国民党军“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与此同时，收集到的其他报纸也有类似的相关报道，这对于正在为“方向问题”而一愁莫展的党中央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信息。但由于国民党报纸素来爱虚张声势，可信度不高，加上中央对真实情况并无更多了解，所以一时并不能决定去陕北落脚。

我们党素有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而往往正确的结论来源于科学的社会调查。就在方向问题一时难以决断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知贾拓夫是长征队伍中来自陕北根据地的重要负责人，是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幸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对陕北这块根据地的情形比较熟悉。于是找来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根据地的情况。由于他是从陕甘根据地来的，对陕甘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多次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谈及陕甘根据地的情况。贾拓夫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陕甘地区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提出中央去陕北的建议。单凭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贾拓夫实际上发挥了先遣员的作用。贾拓夫汇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随后，毛泽东在哈达铺主持召开会议，提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四位陕甘苏区老同志，在《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一文中写道：长征途中，拓夫同志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嫡孙毛新宇撰写出版的《爷爷率红军走过—毛新宇话长征》一书中谁是红军进入陕甘的引路人一节，叙述有一个人，在中共中央选定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个人就是贾拓夫。贾拓夫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进军陕北引路人的作用。可以说，进军落脚陕北的大致方向开始有了轮廓。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决定命贾拓夫做向导，并留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9月27日，中央红军抵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28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列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又一次汇报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决定的路线方针，中央红军进军陕北，以陕甘苏区为落脚点，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毛泽东曾专门对榜罗镇会议做过论述，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新的材料”，除了报纸的因素外，贾拓夫无疑就扮演着“新的材料”的角色。

三、为保存革命根据地和最终落脚陕北奠定了基础

虽然中央正式决定落脚陕北，但由于此前刚经历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又分裂的事件，并且与张国焘的“南下北上”之争还在继续。况且，贾拓夫已离陕达两年多时间，这块根据地目前什么状况，谁也不清楚。加之此次去陕北会师，会不会再出现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又分裂的结局，中央领导人当然是有这样的质疑和顾虑的。这其中有两个因素尤为重要，一是原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会不会像张国焘一样军阀作风和军阀思想严重（笔者注：中央这时还不知道刘志丹被错误肃反逮捕的消息）。也就是说，中央对刘志丹的党性强弱还没有确定的把握。另一个是最早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实际上原属于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是张国焘领导下的军队。所以，徐海东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对中央和中央红军持什么态度，会不会继续听命并执行张国焘的分裂政策。对这一点，中央更是没有把握。

面对种种复杂的情形，摆在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前的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自己创建一块新的根据地。在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加上中央已离开原有根据地，又没有群众基础作为支撑，创建新根据地的难度可想而知。第二种是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组织，尤其是苏联的援助。这种寄人篱下、被人颐指气使的情况恐怕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第三种就是有一块现成的根据地，其地理环境如何？是否适合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并利于之后长期發展？一旦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退路在哪？（笔者注：此时中央决定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打通国际线，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陕甘地形是否有利于红军作战？最后就是陕甘地区刚刚经历了第三次“围剿”，是否有适宜落脚的条件等等，这都需要中央领导多方权衡考虑。在这三种情况中，相比之下，只有最后一种是现实可行、难度最小的，那么就急需对这块现成的根据地进行详细全面的了解，如果能有一个亲历者，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而此时红军队伍中恰好有来自陕北的贾拓夫，但贾拓夫自白露湾会议离开西安后，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对这块根据地目前现状的了解，还不明确。要彻底打消这种质疑和顾虑，就必须去了解陕北的真实情况。

所以，陕北能不能成为红军的最终落脚点，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和考虑，而这种观察和考虑都与贾拓夫这一时期的贡献密不可分。

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落脚陕北后，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出发的同时，派遣熟悉陕北情况的贾拓夫和一连战士，带着电台，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最终在甘泉县下寺湾，遇见了从陕北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我们赶到下寺湾时，遇到贾拓夫同志”。在关乎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之际，中央派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这足以体现中央对他的信任，而贾拓夫最后带回的确切消息也为正式落脚陕北提供了最终依据。正如博古在《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中对落脚陕北，开启苏维埃运动的重大意义诠释的一样，陕甘苏维埃与游击运动之发展，应该看作是赤化整个西北之开端与先声。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泽东反映了关于陕北肃反的情况，鉴于情况危急，毛主席又忙于部署直罗镇战役，特委派王首道、贾拓夫和刘向三前去瓦窑堡接管了陕甘边区保卫局。被关押的同志听说贾拓夫回来了，高兴地说：“红光回来了，他了解我们，我们得救了。”经党中央调查取证，最终为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同志平反，从这个层面上说，贾拓夫对挽救西北革命根据地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一系列反复探索、斗争与抉择之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选择落脚陕北，并以此作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成功开创了一条通向革命成功的路——延安道路，这一决定在当时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彪炳史册的伟大战略意义，同时也为新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贾拓夫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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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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