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罗荷花 姚璇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能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地区异质性，表现为在东部地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城镇化的单一门槛。最后，本文提出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建议，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关键词：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人力资本；
农村就业水平；
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53（2023）05-0030-12

一、引言

当前我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显著提升。然而，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一直是不平衡发展的重要部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十八大以来，尽管我国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但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达2.45，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依旧严峻，制约着人民总体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影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对此，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增强金融普惠性。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蓬勃发展，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可以消除或最大限度地减少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Dahiya和Kumar，2020），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换言之，普惠金融就是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确保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现代社会和经济所需的金融服务产品，以获得更高的家庭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Sankaramuthukumar 和 Alamelu，2017；
Corrado G和 Corrado L，2017）。在普惠金融测度方面，Beck等（2007）初次从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两个维度去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而Sarma和Pais（2011）采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从使用渗透度、可利用性和使用状况三个维度对比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服务可获取性方面的区别；
Dahiya和Kumar（2020）则通过金融服务使用、渗透和可及性三个维度测度普惠金融水平；
邹克（2019）从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与可负担性三个维度对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度；
戴鹏和何佳（2022）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使用成本三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

少数学者对普惠金融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地理区域上的差異（张爱英和孟维福，2021；
郭雪等，2020；
张春海等，2022）。吴茂国和武振宇（2020）、张建波（2018）、杨虹和张柯（2020）则指出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呈现倒“U”型关系。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科技的发展，普惠金融数字化进一步增强了金融普惠性，以数字化驱动的数字普惠金融迅速形成。相关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机制包括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优化收入结构、优化信贷配置、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杨德勇等，2022；
杨怡等，2022；
周利等，2020）。

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22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要深入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周孟亮和李向伟（2022）提出借助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而孙兆斌（2018）则探讨了商业银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当前虽然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成果较多，但鲜有学者关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构建及测度问题。殷越（2022）依托于五大发展理念，从金融创新、金融协调、金融绿色、金融开放及金融共享五个维度测度了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但并未涉及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测度。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学者同时考虑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两者的影响，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协同效应（宋科等，2022）。也有少数学者将数字化指数纳入现有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形成综合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用以研究综合普惠金融发展在缓解相对贫困中的作用（吴庆田和王欣玲，2022）。

综上所述，部分学者关于普惠金融或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但该领域仍存在拓展空间。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即普惠金融数字化是数字科技在金融行业的应用，是对传统金融、普惠金融的深化与完善，本质仍属于普惠金融范畴，是普惠金融的重要部分，但现有研究集中于传统普惠金融或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独立研究，较少将两者进行综合考虑。二是现有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质量并未给予充分重视。三是关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多为理论研究，暂未涉及指标构建与实证分析。因此，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囊括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并考虑发展质量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十分有必要。本文将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均纳入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理论剖析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Maurer和Haber（2007）指出，由于金融发展使得更多的信贷资源流向富人，富人借此获得更多收入，进而使得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改善传统金融的结构性问题，增加低收入群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缓解城乡收入不平衡（张新月等，2022）。如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还是在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缓解金融抑制与金融排斥，提高农村居民等长尾群体的金融可得性，其减贫增收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而言，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一，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拓展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覆盖广度与农村居民使用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促使农村居民通过信贷等金融服务获得社会闲置资金，增加生产经营资本，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形成规模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使得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稳定增长。第二，农民与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是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农村居民创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农村居民参加创业培训与工作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和农村居民自主创业的意愿与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回报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而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第三，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拓宽了理财业务和保险业务的覆盖范围，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可获得的金融工具，提高了理财业务与保险业务的服务效用。农村居民通过利用这些投资理财工具、风险管理工具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并防范收入遭受损失，进而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此外，倘若普惠金融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可能导致普惠金融在短期内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长期来看则后继无力，甚至使得普惠金融难以存续。因此，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只有具有可持续性才能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更深远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长期可获得的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三农等弱势群体的效果。随着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信贷资金，并将其用于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进而实现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长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提高会促进农村地区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村居民农业收入。同时，人力资本提高使得农村居民掌握更多数字技术相关知识与技能，使他们能够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销售渠道，降低销售成本，从而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H2：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通过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私营企业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以获得发展机会。首先，私营企业多为小微企业，在融资方面往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拓展了金融覆盖广度，能够为私营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满足其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其扩大生产规模。同时，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有创业意愿的人提供了创业资金，这部分创业活动促使私营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私营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保就业方面发揮了重要作用。随着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工作岗位，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就业水平，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进而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H3：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就业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等都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东部地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金融门槛相对较低，能够充分惠及农村居民，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有效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中西部地区，鉴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金融专业人才较为缺乏，当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受到限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导致中西部地区这一收敛作用较小甚至不具备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4。

H4：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地区异质性。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使得政府加大对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促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为农村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持，增强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此外，城镇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村居民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机会与福利，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存在城镇化的门槛。当城镇化超过一定的门槛值之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增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5。

H5：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城镇化门槛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为研究样本，构建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等统计资料。对于个别缺失值，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现有研究主要使用theil指数、城乡居民收入比、Gini系数等衡量城乡收入差距。考虑到城乡人口结构的影响，且theil指数对分散于两端的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变动较为敏感，选取theil指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theil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heilt代表用于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各年份theil指数，i=1代表城镇，i=2代表农村，Iit代表t年城镇居民收入或农村居民收入，It代表t年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总和，Pit代表t年城镇人口数或农村人口数，Pt代表t年城镇人口数与农村人口数的总和。theilt越高，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2.解释变量：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的内涵可以用“普”和“惠”进行高度概括。其中，“普”是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普遍性、普及性，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权利。“惠”是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惠民性、优惠性，体现的是一种便民目的（杨艳琳和付晨玉，2019）。“普”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外在形式，“惠”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质内涵。《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1年）》指出，从中长期来看，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足，下一步要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由此可见，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仍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提高所有群体福祉水平，普惠金融是否真正发挥作用仍取决于其服务效用。值得注意的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考虑其普及性与有效性，也需要考虑其可持续性，保证普惠金融长远发展，持续服务实体经济。此外，在金融科技时代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正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也向数字普惠金融转型（胡滨和程雪军，2020）。普惠金融数字化作为一种趋势，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为此，参考吴庆田与王欣玲（2022）的研究，将普惠金融数字化指标纳入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上，本文将从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普惠金融服务效用、普惠金融可持续性4个维度共19个具体指标来测度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数越大，说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其根据各项评价指标的离散程度来确定各指标权重，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具有较高的准确性。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得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3.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就业水平为中介变量，农村人力资本以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衡量，农村就业水平以私营企业乡村就业人数衡量。

4.控制变量

参考傅巧灵等（2021）的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城镇化水平等可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及其说明如表2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3的描述性统计结果，theil平均值为0.091，标准差为0.040，最小值为0.018，最大值为0.202，说明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且不同省份、不同年份具有较大的差异。fin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0.223与0.696，表明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别也较大。将各省数据对比发现，北京市、天津市等地城乡收入差距较小且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云南省、甘肃省等地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且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此外，根据fin与theil的时间趋势图发现①，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theil整体呈下降趋势，fin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这10年来我国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同时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说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探究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后续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

（四）模型设定

考虑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避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用滞后一期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theilit代表i省在t年的城乡收入差距，L.finit代表i省在t-1年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数，β0为常数项，β1、γ为变量系数，Xit表示控制变量，δ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4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基准回归结果。由第（1）列可知，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是因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可以缓解金融抑制与金融排斥现象，其减贫增收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假说1成立。就控制变量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现实不符。考虑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本文加入产业结构的平方项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第（2）列所示。在列（2）中，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而产业结构平方项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型影响，即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先收敛后扩大的作用。这可能的原因在于，前期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转向收入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此时将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各种生产要素向第二、第三产业过度转移时，则不利于农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此外，对外开放程度与城镇化水平可以缩小城鄉收入差距，而政府财政支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政府财政支出在支农方面的力度不够。

表4第（3）列、第（4）列分别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inc_rural）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inc_city）的回归结果。由此可知，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大，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这也说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再次验证了假说1。

（二）机制分析

为验证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就业水平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中介作用，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做法，对中介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第（1）列为基准回归结果，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农村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为3.989，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够促使农村人力资本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能进一步推动农村地区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并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假说2成立。类似地，第（3）列结果显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农村就业水平的估计系数为6.864，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可以提高农村就业水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金融的服务广度、服务深度与服务效用都得到了提升，为私营企业与有创业意向的居民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私营企业数量的增加与生产规模的扩张，为社会提供更多工作岗位，提高农村就业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本文假说3得到验证。

（三）异质性检验

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将31个省份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研究不同地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性影响。从表6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可知，在东部地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在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在东部地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在中西部地区不具备显著影响。由此，假说4成立。可能的解释为，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还不足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在东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状况较好且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也更高，能够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收敛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用城乡居民收入比（shourubi）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由表7第（1）列可知，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二是替换解释变量，第（2）、第（3）列为分别使用变异系数法与因子分析法重新构造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改变样本范围，考虑到直辖市与其他省份在经济发展、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剔除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上海市这四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重新回归得到余下省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如第（4）列所示。在剔除四个直辖市样本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仍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表7的结果表明，替换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改变样本范围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系数符号均未发生变化且依然显著，说明前文所得结果是稳健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确实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五）门槛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城镇化的门槛效应，本文通过重复抽样1 000次确定门槛值个数，使用Bootstrap法检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根据表8可知，单一门槛的F统计量为29.5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单一门槛效应检验，门槛值为0.405 0。双重门槛与三重门槛的F统计量分别为23.59与11.85，P值分别为0.137 0与0.299 0，未通过双重门槛与三重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回归估计结果如表9。结果显示，当城镇化水平小于等于0.405 0时，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当城镇化水平超过0.405 0时，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051，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增强。这可能是由于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持续加大对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促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城镇化水平提高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使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增强。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普惠金融服务效用与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四个维度测度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构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theil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2）机制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异质性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4）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城镇化的单一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增强。

根据本文结论，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量。加强传统普惠金融建设，大力推动普惠金融数字化建设，促进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拓宽农村居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长尾群体获得普惠金融服务的渠道，有效解决传统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覆盖不足的難题，使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在农村地区扎根与推广。此外，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针对农村居民的普惠金融产品，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农村地区的力度，提高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服务精度。

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政府应当重视农村居民的教育，为农村居民提供文化教育与合适的技能培训，同时积极配合宣传手段，引导农村居民自觉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农村居民就业竞争力与创业能力。另外，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并为社会提供更多工作岗位，提高就业水平。

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完善中西部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性条件。同时，支持中西部地区培育普惠金融专业人才，吸引东部地区人才进入中西部地区发展，提高普惠金融创新水平，改善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服务质量，提高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

加快城镇化进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加速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健全配套政策措施，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收益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机制。同时，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加快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带动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注释：

①  fin与theil的时间趋势图省略，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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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艳妮/校对：曾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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