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制：带着期权去上市

郭凡生

共享制是我在经营企业中悟出的一种制度，我认为是在代理制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制度。

代理制与共享制

代理制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各国通常实行的企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中，老板拿利润，员工拿薪酬，劳工和资本处于对立状态。

中国民营企业多数也是代理制。代理制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劳资矛盾明显，因劳资矛盾造成企业内的冗员、浪费等等，已经很难支撑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必须进行变革。而共享制强调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员工和老板共享企业的利润，劳动有条件地占企业净收入“大头”。企业利益最大化，将是未来企业管理制度发展的方向。

共同富裕的正确理解

共同富裕的要义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现在中国还有相当部分低收入群体，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中国经济很多问题，比如房产库存积压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这是目前启动内需最大的问题。只有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益，才能形成有效的需求，畅通内循环。高收入群体手里的钱太多，可能使部分消费外溢，甚至形成资本垄断和市场垄断，破坏市场规则，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带着期权去上市，就是从资本市场入手，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推动分配的公平，让企业员工得到更多收入，有利于启动中国经济的新一轮成长。

注册制的契机

2003年12月，我们的慧聪国际在中国香港上市，当年公司把分红中的70%分给了员工。在香港上市那天，慧聪国际创造了126个百万富翁。那时公司一年的利润达到四五千万元，这些百万富翁获得的期权利益就超过两亿元。获益的员工大都属于中产阶级，他们有了钱可以去买房、买车，从而增加国内的市场需求。

由于审批制的阻碍，上市公司很难带着期权去上市，阻碍了财富在上市公司中职工间的高效、合理转移，影响了良性共同富裕的实现。

我国资本市场实施注册制改革，为企业带着期权去上市开启了一个大门。但在科创板的400多家公司里，只有9家企业勉强试行，包括沪硅产业、君实生物、中控技术等，只占科创板上市公司的2%，成功率也不高。在注册制改革中，我们引进了两个概念：市场红利和制度红利。市场红利是企业上市融资得到的资金红利。制度红利，就是企业带着期权上市所得到的无偿资金，这是一个制度的改变。按照规定，科创板股权激励规模最高可达公司股本总额的20%，上述9家试行带着期权上市的公司总共发放了不到5%的期权，在IPO当天，员工收益就达到11.6亿元，一年以后将可能达到44.8亿元。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控技术上市前，给员工发了1480万股股权激励，然后在科创板带着期权去上市，后来又给员工发放了期权，这些收益大多数发到了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手里，从而让员工带着期权去致富。中控技术给员工发放期权，在保证了公司利益的同时，又让员工的期权权益得以实现，这是带着期权去上市一个重要的技术细节。

中控技术在IPO前的股权激励人数是1085人，IPO后的股权激励人数是1570人。公司上市后18个月，员工能得到的制度红利达到44.8亿元。而2021年公司的净利润只有5.8亿元。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期权收益，是因为资本市场的放大功能，这样一种分红机制的作用非常重要。

首先，它是提高效率下的公平举措。中控技术2022年上半年实现利润增长了48.4%，这个期权使2000名员工走向共同富裕，人均收益超过300万元，总收入达到十几亿元。带着期权去上市所带来的激励制度的改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带着期权去上市，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带来公司利润的增长，公司的期权价格也会提高。在这样的企业里，员工和股东共享企业利益，形成了社会利益最大化，减少了劳资矛盾。

如果一年有100-200个公司带着期权上市，每个公司让员工获得2亿-4亿元的收益，那是非常可观的。这是劳资双赢的一个制度安排，是提高效率前提下的共同富裕，也是以市场机制为主的良性共同富裕。

期权不是盲目地给低收入者发钱，而是相当于非上市公司的身股，形成劳动股份制，让劳动者当家作主。当一个老板一批又一批地创造了公司内部富人的时候，这个公司的管理就相对简单，效率也显著提高。

带着期权去上市的改革价值

从行业分析来看，带着期权去上市将产生可观的社会价值。

一、化工行业。我们挑选了8个化工行业的上市公司，他们的IPO融资是86.48亿元，一年以后的股价是288.71亿元，融资成本高达234%。遗憾的是，这8个上市公司都没有带着期权去上市。假设这8个企业都在IPO当天按照10%给员工发股票，发行价格是1元，那么上市当日这8个企业员工的制度红利收益就是34.42亿元，一年以后的制度红利就是138.53亿元，超过市场红利总额的60%，是次年公司净利润的2倍多（一年后这8个企业的净利润只有58.09亿元）。事实上，此项制度红利未花老板和公司的钱，全是市场给的，并且形成了管理层和员工的利润共享制度。

二、医药行业。我们选择的8家医药企业IPO融资是19.59亿元，这是市场红利。一年后，它的融资价格变成了90.76亿元，融资成本是363%。假设这8个公司按照IPO价格的10%给员工增发股票期权，当日的制度红利收益是16.23亿元，一年以后员工的制度红利收益是48.89亿元，而一年以后这8个公司的净利润只有8.49亿元。

三、软件行业。我们选择了10个软件上市企业，他们的市场红利（总的IPO融资）是38.94亿元，一年后的股票偿还成本是109.54亿元，这个融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假设这些公司按照期权比例增发15%，IPO第一天员工就会拿到制度红利10.28亿元，一年以后员工可以拿到制度红利42.36亿元，而这10个软件企业一年后的利潤只有12.6亿元。

假如中国的上千家上市公司都能够合理地带着期权上市，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

第一，可以全面提高上市公司的效率，站在全球制度的制高点。中国的上市公司是在创业企业家的带领下实现的，可以带着期权去上市，而西方的那些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很难实现这一点。第二，可以快速实现共同富裕，启动中国的有效需求，完善良性内循环。

让员工带着期权去上市，不是老板和企业出钱，完全是市场调节机制在起作用，这样有什么理由不发给员工？我们一定要把科创板规定的股权激励最高可达股本总额20%的政策用足。如果资本市场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将会促进所有非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的制度变革。制度变革的核心是所有制问题。如果所有制不是代理制，员工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形成更高的企业产出，而这个企业产出是被法律和上市条例所固化了的员工收益，是谁都不能改变的。

事实证明，利润共享制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当一家企业的劳资矛盾被化于无形的时候，企业管理就变得简单，管理费用将明显降低。

近几年由于注册制的改革，我们开始把共享制转向上市公司。已经有了二十多个案例，这些企业真正把期权做出来，让员工带着期权去上市。

2022年年初，慧聪书院帮助西安一家高科技企业——鼎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一轮成功的融资，融资的市盈率达到75倍，成为目前中国私募融资中市盈率倍数最高的企业。这家高科技企业是做合金的，他们对投资人说，愿意拿出60%给员工发期权，第一次发10%，上市前发20%，上市以后再发30%。这就是市场调节的制度，不需要政府有形的手来管理。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最重要的变革是产生一种新的共享制来改变代理制，让共享制引领社会的进步。

（编辑 宋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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