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晋南商帮与西北商贸

晋商是明清到民国500年间活跃于中国内外的山西地域商人群体，曾以盐商、茶商、票号商、铁货商、布商、皮货商、杂货商驰名，在中国晚近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时就曾指出：山西自古就有重商文化传统，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历史上，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晋商文化精神是山西民众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晋商的历史发展概况

源于明初朝廷实行的“开中法”，晋南解州盐池边崛起了最早的晋商团队，随后逐渐辐射到河东、平阳地域，因明朝该地属于平阳府统辖，形成了平阳商帮，主体经营盐、粮。明代前中期，因出产铁货和丝绸，泽潞商人逐渐崛起，形成泽潞商帮。明代后期王士性《广志绎》和沈思孝《晋录》均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受到九边供应粮草的影响，因有地利之便，大同府的商人在明代前期也形成一定规模。雍正年间《长芦盐法志》卷二“沿革”条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于是乎明代前中期，形成的晋商商帮主体是蒲州、平阳、泽潞、大同地域，可以称之为晋南商帮、晋东南商帮、大同商帮，是为明代晋商群体代表。明末清初，汾河中游太原府、汾州府商人崛起，借助清廷的政策扶持，以开通万里茶路和创办票号为标志，晋中商帮发展成为清代晋商的杰出代表。与此同时，忻定商帮也以经营杂货活跃于蒙古草原。民国时期，晋商承接清代晋地重商传统，仍然在国内外经营商贸，尽管受到战争影响，但晋商群体和商业规模依然巨大，是一支享誉海内外的商业劲旅。

晋商，本来是指山西地域商人。“晋商”这一概念，目前可知最早出现于明末的文集，《清高宗实录》也有记载，均是指山西商人。明人倪元璐《倪文贞集》卷11《屯盐合一疏》载“晋商最多，亦最耐田家之苦”。《清高宗实录》卷637乾隆二十六年（1761）五月乙丑条载“至乾隆二十年，因河东缺盐，奏准予长芦存盐内，通融拨借。晋商赴天津运盐。”历代文献也称“山右（商人）”“西商”。谢肇淛《五杂俎》卷4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从明清到民国500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山西省域内的晋南（河东、平阳）、晋东南（泽、潞）、晋中（太原、汾州）、晋北（大同、忻代）均涌现出一批批杰出的商人群体，他们以集体面貌涌现在世人面前，晋商成为驰名中外、影响巨大的中国地域商帮。

晋商的经营地域

明清到民国以来的500年间，晋商从事国内外商贸，仔细梳理就会发现，其经营还是时段明显、地域明显的。

有明一代，晋商主要从事国内商贸。以盐业为例，明朝前期，晋南（蒲州、平阳）、晋东南（泽潞）、大同商帮通过粮草等物资供给换取营销食盐，连通解州、长芦、两淮等产盐区与大同、太原等九边之地，以盐粮、边商为特征。明代中期以后，改行折色，明末實行纲法，大批晋商奔赴主要的产盐区两淮、长芦等地从事食盐交易，边商转为内商。泽潞地区出产的铁货、丝绸，也行销国内广大区域市场。

明末清初，晋中一带介休平遥祁县太谷榆次汾阳商人崛起，依托张家口进入辽东市场，借助康雍乾对西北用兵从事边疆贸易，介休范家也进入日本从事铜业贸易。17世纪时，晋中商人开通了从福建武夷山到欧洲俄罗斯的万里茶路。清代后期，晋中平遥祁县太谷介休商人陆续在家乡平遥祁县太谷及国内商业重地开设票号，甚至开设到日本、朝鲜、俄罗斯，成为晋商实力巨大的明显标志。

由于明代晋商研究资料的局限，除却明代晋商与产盐区的生意关联是较为明晰的，明代晋商的经营地域尚需进一步研究挖掘。但梳理清代民国时期山西省内各地域商人群体的经营地域，大致可以发现，在商业核心城市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广州等地，晋商各地商帮均有生意往来；
除此之外，晋中商人主体去的是东北、蒙古草原、西北、东南、江南、俄罗斯，范围很广，几乎遍及全国主要商业区域；
晋东南商人主体去的是中原、山东、河北；
晋南商人主体去的是西北、中原、江南；
晋北商人（大同、忻定）主体去的是蒙古草原。

晋商资料的留存状况

明清到民国500年的晋商发展史，无疑会产生大批相关资料；
但随着时间流逝和社会发展变化，明代资料散亡相当严重。除了明代晋商从事盐业经营的资料在正史、文集、档案、方志、碑刻、谱牒中尚有一些保存外，其余的商业活动记载较为零星，目前难以还原明代晋商经营状况较清晰的整体面貌。

相对而言，清代民国300年间的晋商资料，山西各地的保存就稍好一些，但也呈现出各地域之间的不平衡。晋中商人尤其是平遥、祁县、太谷、介休、榆次、汾阳的大商人家族保存的资料较多，特别是有关票号的账簿、票据、书信。这些县域商人商号资金雄厚，商业规模较大，加上晋中地区较为重视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政府和民间较早重视，故而保存资料较为丰富，成为晋商研究代表性的区域，因而“晋中是晋商故里”“晋中是晋商的发祥地”等说法声名远播。清代民国晋南商人的资料也有不少存留。例如，账簿、书信、文书、方志、谱牒、碑刻，尤其是盐业资料。但大商人大商号资料较少，典型者如平阳府亢家资料极度缺乏。中小商人商号资料收藏较为分散，特殊行业如曲沃烟草资料也保存不多，因而也无法清晰展现晋南商帮整体的规模和实力。晋东南商人资料散亡更为严重，特色产业比如铁货资料保存就不多，除了个别中小商人商号，现存资料远远比不上晋中、晋南商人。晋北商人资料最为缺乏，这大概与历史上生意规模有限密切相关。

留存资料的不平衡，影响到山西省内各地域晋商研究的水平和整体面貌。晋中商人尤其是平遥祁县太谷介休榆次大商人家族、大商号、票号、茶商茶路研究成果突出。晋南商人盐商研究成果稍多，个别富商家族有研究。晋东南商人个别富商家族、商号、商镇有过研究。晋北商人研究成果较少。

推进山西各地域晋商研究，需要在资料收集方面继续加大力度，不仅要挖掘史书、文集中的有关论述，还有广泛收集公私收藏的各种类型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也要利用域外所藏文献文书。愈益增多、集中的晋商资料，一定能够推进研究工作，晋商及山西各地域晋商面貌总会越来越清晰起来。

晋南商帮与西北商贸

500年的晋商发展史，最早兴起的是明初的晋南商帮，先解州、蒲州，后平阳，明代时被统称为平阳商人。成化《山西通志》之“平阳府·风俗”载“勤于耕织，服劳商贾”。有明一代，平阳商人以盐、粮交易为大宗，豪商大贾甲天下，知名者如蒲州张四维、王崇古家族。明代后期晋南商人在京城建有的会馆可考的有山右会馆、临汾东馆、临汾西馆等。清代民国，今运城、临汾地区的晋南商人仍以贸易见长，雍正八年临汾《临邑绅士捐铜价代完逋税复兴正谊书院文会记》载“吾临汾之俗，多务商而不急读书”。盐商仍为大宗，如清代号称天下首富的平阳府亢家，清代河东盐池四大坐商绛县槐泉王家、太平南高刘家、运城姚家和杜家，洪洞苏堡刘家和马牧许家，均是以贩卖食盐为主业。此外，对粮、油、棉、布、烟草、铁货、煤炭、茶、药材、纸张、酱菜、杂货、典当、钱庄均有经营。万荣阎景李家、襄汾丁村丁家、襄汾南高刘家、汾西师家沟师家、洪洞万安刘家为至今遗迹尚存的晋南商人家族。

在晋南今运城、临汾地域，明清到民国，有大批中小商人前往西北经商，最为集中的城市如西安、三原、泾阳、兰州、银川、西宁，涉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大致沿着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分布，籍贯以今新绛、万荣（万泉、荣河）、河津、临猗（临晋、猗氏）、闻喜、稷山、永济（永济、虞乡）、襄汾（襄陵、太平/汾城）、曲沃、翼城为主，涌现出著名的绛太帮、路南帮、蒲州帮。从上述县（市）域所存的方志（府州志、县志、新编乡镇村志）、家族谱牒、商业文书、商人家书来看，晋南商人结伙拉帮在西北经商者甚多，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襄汾汾城文庙院内所存清代乾隆年间《□储镇重建汉室英雄庙碑记》载“数千里走湟中，募吾乡之商于边陲者，得若干金”，即是远赴青海湟中向本籍商人募集修庙资金。清末闻喜陈斐然《西行日记》记述了自己于宣统年间西行甘肃寻找经商无踪的祖父经过，同行及沿途采访的多为晋南商人。民国《临晋县志·生业略·商业》载“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民国时，兰州最大的铁货行是翼城商号蔚隆章，铁货从晋东南贩运而来。最近几年，从笔者收集关注的一批清代民国绛州、太平/汾城、翼城、曲沃、稷山商人家书来看，晋南商人在兰州、银川、西宁、西安等西北重点城市及其辐射区域经商者数量庞大；
尤其是在西北名气较大的绛太帮，乡人相互引荐，成群结队西行经商谋生，至今在晋南和西北兰州、银川、西宁等地影响广泛。深入运城、临汾地域多数县田野调查，清代民国晋南商人在西北的故事，村村皆有，尤其是今新绛、襄汾，至今老年人耳熟能详，成为一种商业现象。据万荣李家后代讲到，听老辈说经商“不入藏不入疆”，即是不去西藏和新疆，确实研究发现晋南商人主体去的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新中国初期三大改造，大批晋南商人返回原籍晋南安家落户，不少商人子女出生在西北，取名字带有“兰”字的较多见，如兰生、兰玉，至今已是古稀之年；
还有大批商人后代定居于西北多地，晋南成为老家，“新中国成立前，绛太人在兰州最多时达到万余人……现在的红城人80%以上是山西人的后裔。”西北的省市县政协文史资料刊登过相关回忆录及研究文章。

关于晋南商人在西北丝路沿线的商贸活动，在《晋商史料全览》的运城卷、临汾卷中已进行初步的史料爬梳。从西北五省所存的商业资料、史志材料、文史资料中，也不难找到河东商人、平阳商人及晋中商人在西北经商的信息。在西北经商的晋商中，晋南商人比例最高，而晋南商人又以河东今运城地区商人为最多，《兰州晚报》记者王文元调研報道，“来西北经商的山西人主要集中在晋南地区，究其原因与交通有直接关系。”但清代民国在西北经商的晋商中，实力最雄厚的当是晋中商人，晋南商人多为中小商人。肖淑贞在《走绛州——不是所有的故乡都在沦陷》道，“在兰州经商的山西人主要分为上府帮、路南帮、绛太帮。上府帮主要指榆次、太谷、平遥、介休等县的商人，路南帮指临晋、稷山、猗氏、万泉等县的商人，绛太帮则指绛州、太平县的商人。在兰州的晋商三大帮中，又以绛太帮为最。当时，兰州的海菜行（酱园）、行栈业基本上全部为绛太帮把持，在绸布、百货、五金、铁器、杂货等行业中也占相当大的份额。”作家韩振远所著《秦晋之好》一书，其中一节便为《造福陕西的河东商人》，是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撰写的，叙述了大批河东商人在陕西经商。

“来西北经商的山西人主要集中在晋南地区，究其原因与交通有直接关系。”晋南与关中隔黄河而望，语言、风俗较为接近，晋南属于中原官话区。明朝初年，实行开中法，山西、陕西商人，因地近九边，最先崛起，成为地域性商帮，相互竞争。明代中期，变开中法为“花钱买引”，山西、陕西商人纷纷南下江淮，边商变为内商。徽商利用地利之便崛起，南下的晋商与秦商走向联手与徽商竞争，江南人称之为“西商”。此后，在全国许多地方合作经商的山陕商人建立了多处山陕会馆，成就了中国商业史上一段佳话。在西北经商的地域商帮中，晋商、秦商实力最强，而晋商中，清代民国实力最强的是晋中一带平遥、祁县、太谷、介休商人，而人数最多的却是晋南商人，较有影响的晋南商帮如绛太帮、路南帮，其中绛太帮人数最多，就是籍贯绛州（今运城市新绛县）和太平（今临汾市襄汾县汾城镇一带）的商人。

在研究“一带一路”历史过程中，不能忽略清代民国晋商尤其是晋中商帮和晋南商帮，在西北丝路沿线商贸活动中的杰出贡献。他们的商业经营活跃了西北与内地的物质往来，满足了西北地区政府和民众的日常需求，对于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大量晋南中小商人在西北从事杂货为主的商业买卖，再续秦晋之好，成为山西参与“一带一路”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晋商参与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贡献的重要见证，理应为后人铭记。

参考文献：

1.（明）沈思孝：《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明）倪元璐：《倪文贞集》，《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王天然：《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尧都区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年。

4.肖淑贞：《走绛州——不是所有的故乡都在沦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5.韩振远：《秦晋之好》，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年。

6.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7.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委会：《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8.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9.张维东：《晋中茶商与万里茶道》，太原：三晋出版社，2017年。

10.仝建平：《平阳商人研究浅议》，《地域文化研究》，2020第四期。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为2020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明清晋南商帮与‘一带一路’关系研究”[2020YJ082]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孙蕊

猜你喜欢晋南商帮晋中晋中国家农高区无花果采摘正当时今日农业(2022年14期)2022-09-15中国茶叶商帮群体概貌古今农业(2021年3期)2021-11-20晋中市委统战部调研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今日农业(2021年16期)2021-10-14加快培育百亿企业 建好晋中国家农高区今日农业(2021年5期)2021-05-22后稷族居地在关中不在晋南邯郸学院学报(2020年2期)2020-08-11驰骋西北的平阳商帮西夏研究(2020年1期)2020-04-01晋中：率先出台提升乡村治理能力“25条”今日农业(2019年13期)2019-01-03从中法身税交涉看近代旅越闽粤商帮的利益诉求与历史演变近代史学刊(2018年1期)2018-12-06明清十大商帮老友(2017年7期)2017-08-22广东出土东汉晋南朝铭文砖述略广州文博(2016年0期)2016-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