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部反贪污浪费法律文献的形成及影响

缪平均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廉政建设。1940年2月，毛泽东评价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并用“十没有”高度概括边区的廉洁政风。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廉政建设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共产党人长期坚持廉洁政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密联系着。

中央苏区第一部反贪污浪费法律文献的形成

1934年1月4日，有“中央苏区第一大报”之称的《红色中华》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上，发布了1933年12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的由毛泽东、项英共同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以及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中央工农检察部）发出的一封《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信。训令和指示信号召中央苏区所属广大军民，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开展检举和惩治所属单位机关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属机关报，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非常爱读的一份报纸。中共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及重大消息，都是通过该报发布报道。以训令为标准，这场与反贪腐、反官僚相结合的群众性“反浪费风暴”在中央苏区各机关当中全面展开，力度空前，席卷整个中央苏区，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影响之深，实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贪污浪费问题就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严肃指出：必须将严格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
对一切违反苏维埃政府法律，对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进行严厉的纪律制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重申中央政府对一切贪污浪费等腐化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
后来又以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等通令，要求“各级必须坚决执行，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在此期间，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也在《红色中华》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严厉批判贪污浪费等现象。他在《反对浪费 严惩贪污》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所有后方的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谁要不努力去做这一工作，就是怠工。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对于一切浪费行径，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与严厉的惩办！”为此，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一些控告箱，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检举。在反贪污浪费斗争中，这些控告箱起了重大作用，一些貪污浪费分子被发现，就是通过控告箱检举线索查出来的。

一天，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在控告箱里收到一封群众检举信，检举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的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信中说：“谢步升把打土豪所得皮袄和几斤上等毛线私自拿回家，分田时好田留给自已，还强行多占公田；
去年，他用自家不满半岁的小牛，换取苏维埃政府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头。凡是有用值钱的东西，经过他的手就会少……”另有知情人检举：去年，谢步升偷盖中华苏维埃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水牛到国统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鉴于案情重大，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审（主席）何叔衡决定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的犯罪事实。

没料到这一查，还查出许多案外案，仅仅两天，调查人员就掌握了谢步升的犯罪事实。面对调查材料，何叔衡认为，谢步升出身贫苦，很有魄力和干劲，原本是棵好的苗子，但是他掌握权力后，就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此风不刹，何以了得？何叔衡决定，马上逮捕谢步升，同时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就无法举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毛泽东的指示为中央工农检察部及时处理谢步升案件增添了勇气和决心。

1932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案进行公审判决。5月9日下午，谢步升被执行枪决。一时间，苏区上下反响强烈，人们看到了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分子的勇气和决心，都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这次宣判会后，何叔衡又一鼓作气查出在中华苏维埃政府总务厅任职的赵宝成、左祥云、徐毅等贪污分子及其案件，一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

从1933年8月开始，在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下，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及时在中央苏区范围公布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贪污浪费案件，对这些案件中涉及的浪费款项等犯罪事项均予以披露，《红色中华》报也做了公开报道，在中央苏区引起强烈震撼。自中央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一个个蜕化变质分子被检举揭发出来，同时又引发一个新问题：由于缺乏一套完整的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律条文，在审理案件时出现量刑不准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发现到这一问题，意识到必须尽快制定颁布一个惩治贪污浪费的法律文件，他找到项英、何叔衡以及中央苏区司法部代部长梁柏台等同志，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从法制上反对和严惩贪污浪费行为的重大课题，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决策者面前，经过反复讨论和充分征求群众意见，一份专门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诞生了。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署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以下简称《训令》）印成大字布告，在中央苏区广泛张贴、散发宣传。同时，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二苏大会”）前，为了扩大影响，项英又指示中央工农检察部草拟一份专门配合这场斗争开展的指示信，报经毛泽东审定后，与上述《训令》同时在 1934年1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公布发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部完整的以反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文献，标志着反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开始步入中国共产党人法制化轨道，成为中共深入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里程碑。1934年1月22日，“二苏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
24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一次大声呼吁：“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的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地用力”毛泽东的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引起与会代表强烈的认同与共鸣，会场不时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这代表着中央苏区广大军民与自己队伍中一切贪污浪费行为作斗争的决心和心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光耀千秋的苏区精神的时代价值。

共产党人与贪污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

叶坪乡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务侵吞公款3000毛（毫子，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所制的银币），收受贿赂300块（大洋），倚仗权势奸淫、贩卖妇女，劣迹斑斑，铁证如山，居然还有人为他求情，有人阻拦执法，毛泽东下达对谢步升处以死刑的指令；
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达仁，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余款和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隐瞒地主罚款，合计贪污公款2000多块（大洋），毛泽东下达对唐达仁处以死刑的指令；
中华苏维埃政府总务厅主任左祥云，在主管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检阅台等工程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块（大洋），并盗窃公章和军事秘密图纸企图逃跑，中央政府干部竟犯下如此罪行，毛泽东下达对左祥云处以死刑的指令；
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壁，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块大洋，并企图携款潜逃，投敌叛变，战斗英雄蜕变成贪官污吏，毛泽东下达对肖玉壁处以死刑的指令。

1935年12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重申《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处以死刑；
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
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
100元以下者，处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与此同时，对上述犯罪者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
对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
对于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当时在军需紧急、给养困难的艰苦条件下，中共一方面向友军暂借（如向杨虎城借30万元）；
一方面自力更生，增加生产；
再一方面是堵塞漏洞，严防贪污和浪费，保证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依旧把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保证政府工作人员的清政廉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逐步完善了惩治贪污、防止腐化的规章、条例。

遵守严格的反贪污浪费制度中共领导者以身作则

毛泽东说：“禹王做官也耕田，手上起了泡，叫做胼胝。他为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陕甘宁边区继承和发扬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的光荣传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从边区政府主席到乡长，除了津贴有点差别，其他衣食住行完全平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各级议会中产生出来的，这就保证了真正坚决抗日的分子，真正人民的代表参加了各級政府的工作”“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一般是忠实于抗日的事业和抗日人民的利益，坚持为抗日与民主的政纲而斗争的。在我们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可是工作中却能表现出自己是群众的模范。现在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也只有5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2元半，每天粮食1.25斤，菜钱4分。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0—30元之间，在战时财政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应节省一切以支付战争的费用。凭我们过去一贯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自我牺牲，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之下，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陕甘宁边区政府每月办公费30元，分区每月15元，乡政府只有1元，但财政簿上各级办公费却从无赤字，整个乡政府内只有乡长1人脱离生产，无薪金，每月收入就是上述规定的津贴费。

陕甘宁边区政府继承“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美德。业精于勤、雷厉风行、惜时如金，成为边区政府党政等各方面工作人员的作风要求。林伯渠带头作表率，他按时上班，及时到会，看文件快，常在文件上批“速缮”及“快传、快印、快办”等要求；
并在“速”字旁画两个“圈圈”。在他的影响下，边区通讯站收发的信件不积压、无差错、及时准确。早在1937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尚未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前，林伯渠就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通令各单位，要“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约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
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
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
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反对铺张浪费。同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政府办公费实行节俭的原则，如系行政专员驻地，其办公费酌量增加，但每月不得超过50元，特别开支经呈准后照支；
区政府办公费每月3至4元，乡政府经费每月由边区政府发放津贴6元，办公费在内，乡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县政府雇用3人，行政专员驻在县，增设杂务员1人；
区政府杂务员1人，乡政府不设杂务员。各级政府传递信件、通知，有邮局的地方利用邮局，不通邮局的地方应组织群众迅速代为传递。关于各级政府马匹问题，县政府可养马1匹，原来无马者，不得增加；
行政专员所在地可增加马1匹。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21日，林伯渠与谢觉哉再次联名发出通知，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总生产委员会，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5人组成，领导边区一级机关的生产运动，要求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实现粮食、蔬菜的部分自给，以减轻民负，同时也改善工作人员的自身生活。从乡级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毫无例外地参加生产运动，并持之以恒。开展生产运动不仅帮助边区克服了物质困难，而且帮助改进了政府工作作风，改善了政府内部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增进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也促进了边区民众的生产运动。

为防止以权谋私的违法乱纪行为和腐败现象的滋生，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运用多种机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例如各级参议的监督。参议会“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的职权”；
边区各级政府由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受“参议之监督”。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会时，代表们对候选人民主评议，热心为公者褒、以权谋私者贬，选优淘劣。如1941年延安县乡政府选举结果，连任者133人，新选者185人，安定县70%的乡市政府人员是新选的；
绥德县乡干部落选者达100人之多。参议会尽监督指导之责，对改进政府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时期虽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也强调防微杜渐、建立法规，严惩贪污腐化的堕落分子。党政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抑邪扬正，说明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抵制低级趣味和歪风邪气。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等访问延安，看到解放区的欣欣向荣与国统区的危机四伏形成的巨大反差，对国民党腐败没落深恶痛恨的黄炎培向毛泽东坦陈，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这周期率的支配。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抵达延安，毛泽东做东，在杨家岭的小院子里为他接风洗尘，请他吃了顿饭。说是请客，其实就是一顿家常便饭而已，主食是用大米和小米掺在一起蒸的米饭，菜是一道炒白菜和一道炒辣椒，白菜和辣椒还是从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园里现摘的。唯一的一道“硬菜”是一盘清蒸土鸡，是隔壁大娘听说有贵客来，怕毛泽东主席没有好菜招待客人，就把自己家养的土鸡拿了过来。当时毛泽东坚决不要，可大娘说：“主席啊，听说这位陈先生是国外来的，是贵客啊，咱得好好招待人家。”大娘这么一说，毛泽东主席才收下了，等大娘走后，毛主席对警卫员说：“等我发了津贴，你去集市上买只土鸡，替我还给大娘。”那天，在一张脱了漆的小方桌上，毛泽东就用这些家常菜招待远道而来的陈嘉庚。席间，毛主席笑着说：“陈先生，这些都是家常菜，您可不要介意啊，这里不比重庆，蒋委员长的条件可比我们好太多了！”陈嘉庚听后也笑着说：“主席这是哪里的话啊，这米饭和白菜，还有这辣椒和土鸡，可比我在重庆时吃得好多了！”的确，陈嘉庚在抵达重庆后，蒋介石设宴款待他，几桌菜就花去好几百大洋，陈嘉庚却吃得索然无味，跟蒋介石也是话不投机。而在延安的这顿饭，陈嘉庚不仅吃得舒心满意，更让他转变了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在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视察抗日各战区和重庆、延安等地后，陈嘉庚衷心说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率先示范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建设清廉政府、廉洁政治的楷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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