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凌
我在克拉玛依这座“戈壁明珠”城生活了50多年，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土著，我的内心存有一丝处处都可以察觉到的优越感。
父母是1959年随军转业到油田的，是人们通常泛指的最早的一批“老转”。母亲说我是被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卷到世间的，所以我爱说爱动，老不安稳，即使步入不惑之年，心性也没有多少改变。每次跟儿子说到过去的生活经历，尽管我说的事情都十分真实，但他还是不怎么相信。
我这个人并不喜欢为了别人去大唱赞歌，毫无原则地人云亦云，极力地去粉饰太平，但如果要当着我的面说克拉玛依这座城市怎么着，怎么着，或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不屑的表情，我肯定同他没完。
我和兄弟姐妹们不知不觉地长大了。除了没有住过帐篷、地窝子，土坯砌的小屋、红砖砌的平房和现在居住的楼房，让我们实实在在感觉到，一切都在你不经意的日子里发生了变化。克拉玛依，过去也只是一个初始开发的石油基地，准确地说，更像一个毫无规则的油矿。一批又一批从部队转业来的战士，成为克拉玛依唯一流动的绿色风景。虽然物质上的匮乏，让克拉玛依明显感觉“营养不良”，但充裕的精神结结实实地支撑着人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尽着自己的本分。直到现在，对于父母们当年近似疯狂的大会战，我始终都无法理解。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扎根在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非常有序。60%的粗粮，凭票供应的肉类，大白菜、土豆、海带、粉条，这些到现在都让我们无法释怀的一成不变的食物，不照样养育了石油人，不照样养育了今天美丽的油城吗？那些油田的开发者、城市的建设者，他们的付出远远多于回报，那些永远安眠在小西湖公墓的前辈们，是这座城市最坚固的基石。
过去克拉玛依人吃水“很讲究”，每家都备着一个很大的粗瓷水缸、一条扁担、两只水桶。居住的平房规划得很整齐，按部队的习惯，统一称为“排”。我们家的位置稍稍靠边一些。在住房几十米处，盖有一间红砖砌成的小屋，这就是水房，面积小得仅能放一张长条桌椅。在水管的上方，开了一扇很小的玻璃窗，里面的人通过这扇窗子，给前来担水的人开水关水。遇到寒冷的冬天，窗子上结了厚厚的冰，里面的人看不到外面，担水的人就用手敲一敲窗子或沉闷地喊上一嗓子。为了节约用水，当年克拉玛依人设计了这么一个岗位。即使这样精细地进行节约，每年夏季还是免不了频繁地限水或断水。7岁那年，我的身高勉强可以让水桶离开地面时，我排在长长的担水队列里，听着水桶相互碰撞发出的悦耳的金属打击乐和沁人的水流声，直到担着半桶水，踩着结了一层厚厚冰凌的小道，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
打开水就更有趣了。人们拿着统一配发的开水票，为避免弄坏，大家都用小木板做了一个好看的牌牌，把水票用糨糊涂匀了粘在上面。还未开门的水房门前，摆放着形形色色的盛装开水的器皿，有保温瓶、铝壶、军用水壶，它们是替自己的主人排队，主人则偷空躲在阴凉处。
你看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悠闲地倚靠在墙边。男人们大多都会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用薄铁皮打制的精美的烟盒、一卷裁剪后卷好的报纸。卷好的报纸扯下来一截，用手折一个窄边，划开烟盒上方的盖儿，露出一个留好的小孔，把黄灿灿的烟丝小心翼翼地倒在折好的烟纸上（唯恐撒出一点儿去），娴熟地卷好一支莫合烟，用火柴点着，放在嘴边大口大口贪婪地抽起来。女人们则有趣得多，有的从褪色的军用挎包里掏出还没有打完的毛衣、毛裤和毛袜，有的掏出旧毛衣和旧毛裤，拆个头儿，用左手捏着，右手往左手上绕着，一会儿就像变戏法似的，原先的毛衣、毛裤变成了毛线团儿。她们兴致勃勃地围成一堆，手上忙活着，嘴上也没闲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
现在或许哪一户人家还留着一个军用水壶，也就是图个纪念。水缸、水桶和扁担什么的肯定找不到了。如今吃水就方便多了，就算你住在高楼的顶层，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就会“哗哗”地往下淌。
小孩子每到春节来临，便高兴得几乎一刻也停不下来，因为过年他们可以穿上新衣，可以吃上饺子，又可以往上長一岁了。
而大人们都要上班，大多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就充当起了采办年货的采购员的角色。那时克拉玛依仅有3家可供购物的商店，人们拿着发放的年货供应券，起个大早去就近的商店排号。号很简单，就在一张纸片上写上阿拉伯数字，依序发给大家。拿到手的人就会如释重负，把一块卷了报纸的砖放地上，或直接压块石头在布兜上面，代替主人排队，好有机会打个盹儿。所有人都不会担心自己手中的号，商场的售货员很认可它们，根本不会有人去作弊。
烟酒之类的供应在那个年代是十分缺乏的，“八大名酒”在平日里几乎就买不着，排在前头的人开心地买着了，炫耀一番后才会慢吞吞地离开，后面买不着的只好垂头丧气地飞快走开了。记得1977年我买上了江南名酒“洋河大曲”和抹了香精的上海“凤凰”牌香烟，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不住地夸我能干。那时过年，如果哪家来了客人，能够拿出“名酒名烟”招待，那一定是很风光的事情。
买肉也有很多讲究，因为那时的清油太少，每家做饭都吝啬到不忍用清油炝锅，往往拿动物的油脂抹一下锅底，所以逢年过节买肉又成了一门“大学问”。
肉的油膘当时可以用手指来区分，即一指膘、二指膘……最高可达到四指膘。有门路的，从肉店的后门进去，把钱卷到报纸里，悄悄递到收款员手里，然后收款员就会走过去把报纸放到剁肉的师傅跟前。伴着一阵“嘘”声，一份四指膘就从后门溜走了。
我和大多没有门路的人，一个紧贴着一个排着队，往往被挤得双脚离开了地面，面红耳赤喘不过气来。收款员是一个20岁左右，非常漂亮的四川女子，长得娇小玲珑，属于很招人的那一种。整日戴着一个大大的白口罩，只有在喝水的时候，你才能一瞥她粉粉的脸庞。我牢牢地记着母亲的话，一排到我，就不住口地冲着她喊，阿姨，阿姨，我要买四指膘的肉，四指膘的……兴许我的喊叫声里夹杂着甜甜的童音，或是一副眼泪随时就要淌下来的“真诚样子”触动了她，也许对一个还没结婚的姑娘喊阿姨，羞得她必须要尽快打发我走，我总能轻而易举地买到我想要买到的肉。邻居阿宝的妈妈每次都会因为阿宝买不到四指膘而狠狠地把他训斥一顿，我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奖励。
既然是过年，年画是一定要买的。家家用石灰粉刷过的墙壁上，都会贴满各色各样的年画。每家必不可少的，要数墙面上悬挂的荣誉证书了。尽管把它们同年画挂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但这却是每家都异常看重的。为了不让人家比下去，大人的奖状不够了，也一定会把孩子们获得的奖状挂上去。
统一的条桌铺上新的镂花塑料桌布，上面摆满了水果糖，干果，油炸的馓子、麻叶等。厨房也会提前备上几盘凉菜，要好的亲戚和同事来了，端出来，每人倒一小盅“名酒”，这是拜年可享受到的最高礼遇了。
亲戚和同事准会在初一一大早结伴前来拜年，坐在方凳或床沿儿上，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唠着家常。因为来来往往进出拜年的人太多，大都坐不了多久就会起身告辞。有时也有硬拉着父亲和母亲一同出去的，这样我和姐弟就担负起了招待客人的任务。
如今，每逢过年我还时常会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想起过去质朴的人和纯真的交往，想起买不起鞭炮和玩具的日子，想起一切可供我回味的那些真实往事。
我又一次伫立在天山商场前，看着图书馆坐落在即将融化的夕阳下面，想起过去，想起那个曾经带给我无比快乐的时代。
70年代，我还在读小学，克拉玛依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规划，只有低矮的平房一排一排有序地站着队列，天山商场、东方红商场、准噶尔商场周围才有几条铺了沥青的马路。当年车也没见多少，稀罕地驶过一两辆北京吉普，也是油田领导的座驾，偶尔见到一辆伏尔加，我们都会追着在后面起哄着、嚷着，不累似的撵出好一段路去。窄窄的马路两边，种着高高齐齐的钻天杨和矮矮阔阔的榆树，不像现在树种很多，养起来很费事。
油田有3家国营的电影院：友谊馆、工人俱乐部和人民电影院。那时候，人民电影院就在如今克拉玛依图书馆的新址上。
看电影是那个年代最奢侈的娱乐。放学后，我们除了打三角、打尜尜，学着女孩踢毽子、踢沙包和跳皮筋，几乎再没什么玩儿的。
父母亲所在单位经常会发两张电影票，家里孩子多，都闹着要去，作为长子，我总是把票让给弟弟妹妹，也总是叮嘱他们，把看完后撕过的电影票带回来，千万别扔掉。那时候人民电影院的票印得过于简单，票是横向的，两头儿对称着用虚线画着某排某号，只有友谊馆和工人俱乐部的票是竖着的，顶端印着副券，有一道虚线。
要不总说人是被逼着才变聪明的。
我们几个伙伴就琢磨着把用过的票收起来，等电影散场后，快速跑进场，捡别人丢下的票，再盯着工作人员把撕下的票根倒掉，我们一把一把地往兜里塞。回到家，把捡来的票和票根摊在床上，按相同的座位和相同的颜色分拣出来。虽然每次都捡回来不少，但是能对上的却是少之又少。不是座位对不上，就是颜色对不上。即使这样，还是能挑出几张来。我们用刀片把票的两头儿轻轻刮薄，涂匀胶水，然后覆上一张纸，用一块圆滑的石头，在上面来回碾，直到严丝合缝了，再举起，在阳光下透视地观察一阵儿，感觉与原始的一模一样了，才拿出备好的一本书（通常都是厚实的），翻开夹进去，以备在合适的场次拿出来用。
开始几次很灵，到门口握住票的一头儿，就算检票员让你放手，他也看不出破绽，“刺啦”一声，我们就混进去了。
影院里都是最简单的木质座椅，每次都坐得满满当当，不剩一个空位。我和几个混进去的伙伴在场灯熄灭前，都在银幕后躲着，直到铃声响过三遍，场灯完全熄灭了，我们才悄悄地溜下来，或挨着座位蹲着，或倚着墙根站着。一场下来，腰酸腿疼的。好在当时只要是检票进去的，即使没有座位，工作人员也不会往外撵。也遇到几次被工作人员提溜着要往外拽，都被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主任劝住了，算了吧，都是些孩子。如此，便少有人往外轰我们了。
那时候放的都是样板戏，正片前总会放些过时的《新闻简报》，也放战争片，除了国产的就属阿尔巴尼亚的多。记得当时流传着一个嘴子：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记得有一次学校包场，放的是朝鲜的《卖花姑娘》。事先老师让我们都备着一方手帕，没想到电影中途，影院里已经哭成一片。我不记得我哭了没哭，到现在我只记得里面的女主角叫花妮，她迎着我，在料峭的风中对我轻轻呢喃，买花吗？你买花吗？
如此，几乎油城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怎么做假票了。每场电影都坐满了站满了，尽管屋顶上几台大风扇不停地吹，还是感觉到了热度和湿度，还是感觉到了阵阵刺鼻的酸味。
管理影院的领导也着急了，他们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除了加强验票（尤其对孩子更仔细），撕下的票根也会集中引燃销毁。好长一段时期，我们没法儿再做假票，只好拿出父母平常给我们的零花钱去“打游击”（站在人们经过电影院的路上问，叔叔阿姨，有多的票吗？）哈，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儿花妮的味道呢。
过了几十年，我还是有些怀旧，尤其是电视里重播一些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我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有时还眼角含著泪把它看完。
新疆的美食名扬四海，最有名的莫过于烤羊肉串了。
如今，你只要走在美食街，到处都能见到戴着花帽的维吾尔族老汉、青壮年和小巴郎子，一边用纸壳子扇着火，一边不停地对路过的人吆喝，来来来，没结过婚的羊娃子，不香不要钱……几十米之外，透过缭绕的青烟飘过来的羊肉香味，会勾起我们的馋虫，说得过一些，哈喇子都会流下来呢！
第一次吃烤肉是哪一年我记不得了，那时羊肉不贵，一公斤几块钱吧。
每当周末（那时我们叫礼拜天，一周只休息一天，主要是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大人都忙着义务加班，油田会战一个接着一个，几乎都不停地工作，像个“铁人”似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拿出父母给我们的零用钱，凑到一起，早早赶到饭店门前，有时候去早了，人家还没有把烤炉内的火生上呢。
饭店有个胖胖的维吾尔族大师傅，他主要负责卖烤羊肉串，一手执一把蒲扇，一手拿一条毛巾，坐在离一台“嘎嘎”乱响的电风扇最近的柜台前，一边不停地扇着扇子，擦着汗，一边规矩地收钱，填写票据。
那时的票据太简易了，说穿了就是一张薄薄的白纸，用油墨印着饭店的名字，只填写数量，不填写价格。
一串烤羊肉串一角钱。胖师傅收钱开票，顾客拿好出门交给烤羊肉串的伙计。
烤炉很大很长，足足有两米。烤肉用的是梭梭柴，先用斧子劈开，碎的用来生火，火烧旺了，再添几块大些的劈柴，一直到燃尽了，把火灰摊开，摆上穿好的羊肉串，撒点儿盐，再匀称地撒些孜然和辣子面儿。羊肉串在烤炉上发出“滋啦滋啦”诱人的声音，馋人的香味扑面而来。
人们自觉排着队，不管与胖师傅熟不熟。熟识的热情地打声招呼，递上一片折好的报纸，从精致的烟盒里倒些莫合烟，看着胖师傅娴熟地沾点儿唾液，卷好，划一根火柴点着了，惬意地仰面吐出一个烟圈儿，就回到队列。加塞儿和插队的现象几乎不存在。不管是说着汉语的还是说着维吾尔语的，胖师傅都会挥着他圆乎乎的大手，叫他们到后头去排队。
有时候队越排越长，长蛇一样从门口一直绕到屋后和路边。即使在大太阳下炙烤着，也不会轻易就离开，除非胖师傅出来，习惯性地用双手托托往下坠的肚子说，不好意思得很，羊肉没有了，海麦斯卖完了，明天来嘛！排队的人才会恋恋不舍地舔着嘴唇，慢慢挪动着步子，渐渐散去。
我们几个小伙伴，每次只能凑够买10串烤羊肉串的钱，无非就是解个馋，咽咽口水罢了。看见几个穿戴打扮另类，满嘴冒酒话的社会青年，一出手就是100串。他们好像永远都吃不够，永远都吃不完，占着室内的一张桌子，桌上除了几瓶白酒，地上还堆着几打格瓦斯。烤肉凉了，就几把提着，摇摇晃晃地递给伙计，加工一下，快点！伙计满脸是汗，原本一件雪白的大褂，因为不时地被他撩起来擦汗，下摆早已变成黑灰色，就像泼在宣纸上的墨，被水稀释了一样。
小伙伴中有一个机灵的叫瑟瑟。其实也巧，他去屋后的僻静处尿尿，无意间看到那一伙人里的两个，拿着开好10串的票据，用相同的圆珠笔，在10后面加了一个0。乖乖！100串是这样来的啊。瑟瑟像做贼似的，把我们从烤炉旁叫出去，急着让我们把衣袋里的分分钱都掏出来，凑出够买3串的，急忙奔了柜台，中奖似的冲出来，让一个人去烤炉处排队，派一个离家最近的去取圆珠笔。不一会儿，笔来了。瑟瑟握着笔，浑身抖个不停，满脸的汗浇了一盆水似的流着。他略显慌张，把添了0的票据交给排队的人，就闪在一旁，紧张地远远盯着看。
伙计收了票据，只是扫了一眼，数了30串递过来。排队的拿了，三步并作两步，顾不得捂在怀里的烤羊肉串把衣裳弄脏，我们紧跟着跑到离人群稍远的地方，狼一样大快朵颐。
那一回我们真正过了一把瘾，吃相很狼狈，跟狗抢食一样。原先是用舌头舔着羊肉串上的料，再一点儿一点儿用牙撕着，放在口里慢慢嚼。这30串，我们几乎是囫囵吞掉，尽管过瘾了，却少了吃烤羊肉串的韵味。
瑟瑟做了这一把，瞬间就成了我们的“首长”。愣是把他牛的，走路见了我们，都养成了用手背抹嘴的习惯，像才吃了烤羊肉串。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事很快就被瑟瑟爸炫耀着说开了，邻里左右议论纷纷，大多持鄙夷的态度。我们几个惴惴不安，害怕被学校知道。父亲应该是第二天知道的，传话叫我回家。进门见父亲正在做着木匠活儿，刀锯使得“吱吱”的。父亲白了我一眼，二话没说，抡起刀锯在我屁股上狠抽下去，我飞一般蹿出去，屁股火辣辣的，看到父亲怒目圆睁的样子，吓得我在外面挨到傍晚，直到被母亲找回去。
没多久，那帮社会青年因为打架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被公安抓了。听说他们在里面交代了很多事，把造假骗烤羊肉串的事也交代了。
再后来我们发现柜台上开票据的胖师傅去当伙计了，柜台上换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回族姑娘。
票据也重新印制了，加上了价格，填写的时候还用上了大写。
邻居尕蛋家里养了一缸鱼，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
尕蛋的爸爸是个钳工，鱼缸是他做的，他做的鱼缸那年很流行，也有很多人想求他做一个，很少能求到。
70年代，几乎每家的生活都有些拮据，人们时常相互走动，也相互帮衬。过去家里做饭和取暖都用柴火和煤，柴火用起来很方便，拎个麻绳朝屋外的山沟里走几公里就能背回一捆干枯的梭梭、红柳，也有单位专门派人派车，到几十公里的百口泉，拉回死了千年的胡杨，分派给大家。烧煤就困难些，除了按月计划分配，烧完很难再续上。
尕蛋的爸爸是个青海人，工伤落下个瘸腿，技术好，人很精明。就在人们都为冬天取暖缺煤而发愁时，尕蛋的爸爸倒没闲着，他找来几块钢板的边角料，熟练地做了一个模坯，让三个儿子用板车拉回不少煤末，取些土，用水和好，在门口的空地脱出土坯一样的煤块，晒干了码起来，当煤块烧，效果不错。于是，人们纷纷仿效，一时间，油矿上连煤末都紧缺起来。
那时入冬后，人们只能吃到几种菜，一是大白菜，二是土豆，三是大蔥。尕蛋的爸爸像个熟练的家庭主妇，安排几个儿子捡来人们扔掉的白菜帮子，洗好了，里外都抹上辣子面儿，用棉线绑起来，放进几个大坛子里腌。不管什么时候去，他家的饭桌上永远都摆着一盘点了几滴香油的辣白菜，味道和现在流行的韩国泡菜一样。
做饭最让人愁的是炒菜炝锅的用油。粮店的供应是凭一家一户的粮本，具体当时按什么分配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总之细粮少，只够每家周末擀几顿面条，食用油则少得可怜。
离我们居住地大约2公里的南面，有一个面粉加工厂和一个管理混乱的屠宰场（主要是屠宰牛羊），屠宰之后的羊肚子、羊肠子和其他杂碎都倾倒在空旷的戈壁上，恶臭在几公里外都能闻到。尕蛋和两个弟弟就从新倒出的杂碎堆里拣出好的羊肚子，并从羊肠子上扯下粘连的羊油。拿回家用烧碱洗净，肚子爆炒，羊油在大铁锅里炼，炼好的羊油盛到盆里，每次炒菜就用铲子挑一点儿在锅里，如此他家的饭菜总是飘着油花。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记忆在我脑海里持续浮现。记忆中，尕蛋的爸爸是个能人，套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充满智慧的普通人。
再说说尕蛋家养的几缸鱼。
鱼缸都不是很大，估计最大的有80厘米长。缸体的结构由角铁焊接而成，手工用钢锉和砂纸打磨后，刷了几遍绿油漆；
量好尺寸，把5毫米的玻璃划好，粘固使用的是木匠常用的普通泥子，调一些绿油漆进去，然后刮到角铁里，把划好的玻璃小心翼翼地镶嵌进去；
再锯几根木条，四面撑起，在屋子里慢慢阴干，装满水，看看有没有水渗出，如此，一个漂亮的鱼缸就做好了。
尕蛋的爸爸不知从哪儿找来的鱼草，一根一根细心地捆成把儿，底下坠一颗石子儿，放入缸内，绿油油地在水里荡漾。他家的鱼缸里，摆放着大小均匀的风凌石，像微缩的假山，时间长了，会长出青苔，鱼在里面钻来钻去，煞是好看。养的鱼以红剑、朱砂剑、阴阳剑、黑玛丽、孔雀鱼和白条子为主。
夏天在鱼缸顶上放一个小型的自制的台灯，照着缸内，缤纷异彩，玲珑剔透。冬天就把灯泡上的罩子去掉，半个灯泡浸入水中，可以起到保温作用。
我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去尕蛋家，去了就一动不动地趴在鱼缸前，好像总也看不够。因为当时除了让我着迷的连环画，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消遣，我羡慕那些自由自在游在水里的鱼，甚至幻想过像鱼一样去生活。
尕蛋爸爸看我对鱼很痴迷，就送给我一个有两个巴掌大小，用于母鱼产卵的小缸，放了一把水草，捞了几条孔雀鱼和大白条子。我欣喜若狂，回到家就把它摆在最醒目的地方，也像他家一样拉了一盏灯。
虽说后来我们家也有了大点儿的鱼缸，也有了很多品种的鱼，但是尕蛋爸爸送我的那个小缸，陪伴我近10年，我都一直舍不得丢掉。
在城市里待了这些年，似乎很少听到知了的叫声。
兴许知了不喜欢楼盘，不喜欢尾气，不喜欢熙熙攘攘，不喜欢没完没了的电视剧。
记忆中的知了，几乎遍地都是。走在树荫里，它就在头顶。走在月光下，它就在空中。伴着凉爽的微风，躺在院内的行军床上，你可以尽情欣赏它们不知疲倦的合奏，知了——知了——
70年代，我只是个懵懂少年，没有一天不让父母操心。那时候家里没什么电器，甚至连个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母亲很能干，白天上班，晚上开完会还要替我们做衣裳。全家的衣裳就靠那台上海牌缝纫机，只要听到“嗒嗒嗒嗒”的声音，我就知道，母亲一定是把姐姐穿小的裤子改给我，把我穿小的裤子改给妹妹了。那时家家都一样，从大人到小孩，没见过谁的裤子上膝盖屁股不打着补丁的，新衣裳只在过年或者参加歌咏比赛的时候见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满大街一水儿的藏蓝，从头到脚。我曾经好奇地问过母亲，我身上穿的布是什么布，怪结实的，除了淘气划破、蹭破补个补子，穿这么久都穿不烂。母亲說是卡其或什么的没听明白，从别人嘴里知道当时最兴的布叫作华达呢。
其实我们衣裳新添的破洞和拉开的口子，并不多是与人打架硌在碎石上，或者因为过分淘气，翻过立着碎玻璃碴儿的土墙，被大人撵着，慌不择路划破的。我们有个秘密，大人们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还当作秘密，以为大人们不知道。
离住处不远，戈壁就呈现在眼底了。
黄的面积总是大于绿的面积。平房一排有6家，一排一排像搭的积木。我父母是河南人，许是好容易养成的习惯舍不得丢吧。平时简单的饭菜就在家里吃，要是改善一下，做个麦面擀面条什么的，父亲一准端个海碗，走走蹲蹲，几乎绕着平房转了几排，才拎着个空碗，面带得意地哼着豫剧回到家。
当时我还没上学，闲来无聊，总是和邻居的小伙伴们去房后的山沟捉知了。那时候我们管房后的山沟叫一道沟、二道沟……以此类推。父母们不让我们超过四道沟，因为过了四道沟就离家很远，一点儿都看不见；
再者，四道沟往后山势嶙峋，你在这头儿吼一声，远远地那头儿就有了回声。父母们吓唬我们，说那里有狼，专门候着偷吃小孩。说别的，都不管用，就这招儿厉害。
好歹那时候有了水果罐头，吃过的罐头，瓶子都舍不得扔掉。我们一人揣一个空罐头瓶，里面塞些梭梭秧子，防止捉住的知了轻易飞掉，把父母上班用的军用水壶灌满了凉水背上。
一路都是知了。我们不想离家太近让家长看到，舍弃了近的，往远地走，一般进了二道沟，就不会有人看见。
知了的劲头儿很足，扯着嗓门叫。它们都待在梭梭、红柳和其他叫不上名的植物里。这儿捉知了不像内地，执一根长竿，竿头上拴根马尾什么的，瞅准了去套。这儿简单，循着叫声，到跟前放缓步子，踮着脚尖，把身上的蓝布褂子脱了，攥着领口，照着知了的方位，抡圆了，使劲儿抽下去。褂子散开罩住知了，你可以不慌不忙地一点儿一点儿卷起褂子，待露头，一把抓了，放进罐头瓶，盖住了，去捉下一只。
眼看着日头西移，手中的罐头瓶也快装满了，伙伴们有催着回去的，说肚子叫呢，再不回父母该骂了。我想捉满，口里答应着就好就好，眼睛一刻也没闲着，盯紧了不远处的一蓬梭梭，响声连着片。这下可让我逮着了，一褂子下去，还不得搂七八个。动作姿势什么都没变，只听得“嗖”一声，一条麻蛇子（学名麻蜥）从里面蹿出来，惊出我一身冷汗，“妈呀”一声特别凄惨，我脸色煞白，心跳加速，也顾不得褂子不褂子，扭头就跑，余光中见那条麻蛇子抬起头，朝我望着。我觉得它在嘲笑我，当然，如果它会笑。后来我见了蛇就恐惧，兴许就是打这儿来的。再后来想想，一条小小的麻蛇子并没那么可怕，关键我当时太专注于那伙知了，一点儿防备都没有。
伙伴们倒觉得不好意思，过来安慰我。惊吓过后，肚子叫得特别厉害。我们像往常一样，找个避风的地方，垒几块石头，拽了几根干枯的梭梭点着，然后找几根细红柳枝，把知了头部揪掉，只留头部以下干净的身子，穿在红柳枝上，放在火上略烤一下，就撸进了嘴。
原先并不知道有一道菜几十年后很火，叫作什么“油炸知了猴”。
翻一翻资料才晓得，“蝉猴性寒、味香，具有散风宣肺、解热定惊等功能”。知了营养这么丰富，难怪每次捉回去的知了，被父亲收拾收拾，放在铁锅里一炒，三下五除二就光了。
夕阳把山映得红红的，煞是好看。可惜那会儿不懂摄影，即使懂，也买不起照相机啊！几十年过去，我还真爱上了摄影，置办的家伙什都值好几万。前阵子看报纸，知道我们捉知了的地方有了地名，叫作西大沟，听说还要规划成自然景观。
想着过去捉知了的趣事，我还在过去的二道沟发呆，似乎忘了我早已支好的三脚架，忘了挨了两个多小时，等着拍晚霞。
是啊，过去怎么就没有发现那些形态迥异、色泽艳丽的山出现在照片上会那么美。肉眼看不透的风景，借助现代化的数码相机，什么都有可能。
其实还是我错了。不是没有发现，而是当时连肚子都顾不了，谁有闲心去顾那堆石头。历史是残酷的，当你得到了你想得到的，却在无形中失去了你曾经拥有过的。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生活。
知了，你替我找回了记忆，我曾经差点儿丢失的蓝褂子，此时，就搭在天上。
有人忽然对我说起黄毛死了。
我心里一紧，怎么会呢？他才50岁。真的，是胃癌。如此我便不得不信。
我一晚上都睡不着，少年时代的生活像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呈现在眼前，尽管已经过了30多年，却依然历历在目。
黄毛只是他的绰号，他的学名具体叫陈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头发浓密黝黑，怎么叫了这个绰号，到现在我都搞不清。黄毛身材不高，顶多有1.64米，因为脚小，总爱穿一双38码的女士半高跟皮鞋，也因此看不出矮。
他比我高三届。在我们一群淘气的孩子堆里，他是头儿，其地位不可动摇。
那年代没有什么可玩的。
黄毛手巧，他做的木头手枪（驳壳枪），刷上油漆，乌黑铮亮，和电影里李向阳拿的那把一模一样。把火柴头的磷一根一根刮掉，用锡纸包着叠好，轻轻捏成枪管一样大小的饼状，从枪管的后座填进去，一扣扳机，“啪”一声脆响。
我们央求他给做一把，他倒满口答应，只是条件苛刻得让我们自动打消了念头。也有用家里其他东西与他交换的，只是大多都是黄毛玩腻后不想再要了的木头手枪。
黄毛嘴油，嘴皮子呱呱鸡似的，整天不停地说，也不知哪儿听来那么多故事。每天晚饭后，我们都会穿了父亲的棉工服，聚在墙角，听他讲《梅花档案》《一双绣花鞋》……长大后见了书籍，也看了以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我才相信他不是瞎编的。
前一阵子我看了夏雨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北风那个吹》，看到帅子和一帮知青躲在屋里，门外放了哨，还收钱收物，讲《红与黑》，我立马想起一个人。对了，就是黄毛。黄毛讲故事，也不白讲。那年头家景都不好，除了白菜土豆，水果都像是天上供着的，哪能轻易吃上。
印象中的一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要把地皮都揭开似的。克拉玛依的西北风混着沙石，打到脸上火辣辣地疼。记得华北一位仁兄有一首诗歌，在80年代流传很广。诗中有这么两句：这儿很少刮风，一年只刮兩次，一次刮半年……岂止是华北，远在西北的克拉玛依油田，几乎除了风还是风，见不到几场像样的雨。我们几个小伙伴，穿了父亲的大皮袄，把脸裹得严严实实，也不管土块和着黄泥砌的院墙会不会随着越刮越猛的西北风倒塌，缩在墙角，像以往一样，等着我们的“司令”黄毛来给我们讲昨天没讲完的故事。以往都约好饭后就在这儿集合，怎么今天过了这么久。黄毛终于从风沙中露出了身影，只见他裹了件蓝色石油棉袄，肥肥大大的，小小地缩在里面，如今想起来，过于滑稽。那年他上5年级，该是13岁吧，据说学习不好，留了一级。他钻进我们的圈子，招呼我们把他围紧，一个挤着一个团坐在他周围。只见他习惯地卷了一支莫合烟，从兜里摸出一块火柴皮、两根火柴（风大，一根划不着）递给小虎。小虎在红春的帮助下，才嘚瑟地替黄毛把烟点上。黄毛夸张地猛吸一口，原想像往常似的朝空中吐个圈儿，不承想风太大，圈儿没吐成，还灌进一口沙子。
开讲吧！我们猴急地催他。
急啥？今天可能不行了，嗓子里都是沙子。他挨个儿把我们环视一遍。小虎，你妈下午买西红柿了吧？答是。红春你爸买黄瓜了？也答是。你们要听我讲的话嘛……他有意顿了顿，妈的，装傻呀！快去一样偷一个出来。小虎和红春急忙顺着墙根往家里窜。拿着西红柿和黄瓜，他把西红柿揣兜里，把黄瓜在衣袖上蹭了蹭，“嘎巴”一口下去，我们也跟着咽了口吐沫。
某个夏夜，他把我们都招到他住的土屋里，几乎与所有家庭一样，一张简易的木板床上铺着军用褥子和花哨的棉被，除了脏和干净的区别。他让我们在马扎子和小凳子上坐下，坐不下的就搬两块砖，他盘腿坐在床上，俨然一个太上皇。床边的方凳上放了一个搪瓷盆，里面盛了半盆水，他把一双脚放进去泡着。他说要关灯，既然外面的月亮这么亮，就不必开灯浪费电。他把长长的拉绳攥在手里，“啪”的一声关掉灯。隔了那么久，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讲的是《一双绣花鞋》，讲到太平间那一段，他有意识地放缓语调，声音也随着故事的恐怖情节而放得很轻。我们觉得很恐怖，不觉屏住了呼吸，手只想去握住什么东西，好让自己撑住。突然，只听得“咣当”“哗啦”的声响，我们惊叫一声，有倒了的，有趴着的，也有快速冲出门的……随着黄毛得意的笑声，他拉开灯，我们才从惊恐和狼狈中逐渐回过神儿。原来是他一脚踢倒凳子，搪瓷盆掉到地上把水泼出发出的声响。那一年他才多大啊！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无所不能。
黄毛胆大，记得才流行长头发、喇叭裤、港衫和蛤蟆镜的时候，黄毛第一个就留起了披肩发，迎风一甩一甩的，又飘逸又潇洒。伙伴里有几个也跟着留，被父母揍得乖乖地剪掉了。他托人买了件港衫和一副蛤蟆镜成天穿戴着，也不洗也不摘，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蛤蟆镜像烙在脸上纹丝不动。看了台湾电影，就学人家秦汉，要置一条喇叭裤。当时就这个不好买，油城里的裁缝也不会做。他不管，扯了几尺藏蓝色的细帆布，找到房后的小华家，磨着泡着硬是让小华的妈妈比画着做了一条裤脚一尺多的喇叭裤。
我们的父母都告诫道：今后谁也别跟黄毛玩，啥人嘛！裤脚跟个扫把似的，路都叫他扫干净了。
这就是黄毛。我行我素的一个人。
后来城市起来了，所有的平房都拆了，住进楼房以后，邻居之间大都老死不相往来。再想体会过去那种出门进门的生活，就不可能了。
我在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黄毛。无意间听谁曾经提到过，说他工作后挺不容易，父母先后病故，他很伤心，后悔小时候总是不听父母的话；
也说他与自己的徒弟结婚后育有一女，在车间里话很少，还当过几次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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