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国际传播“内外有别”

柴钰茜　靳戈

【摘要】“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是当前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史上，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内外有别”的工作原则。在当下科学把握内宣与外宣的辩证关系、理顺工作体制，需要创新性地发展“内外有别”的外宣原则。丹麦语媒体丹麦广播电台和丹麦英语媒体《哥本哈根邮报》在涉华报道上的议题选择、情感色彩和对华态度方面都有所差异，客观上揭示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在体现和维护国家战略上的分工。这为理解内外宣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国际传播；
丹麦广播电台；
《哥本哈根邮报》；
内外有别

“内外并举”“内外有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原则，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坚持守正创新，继承和发展了许多党的历史上行之有效的经验，将“内外有别”原则发展为“理顺内宣外宣体制”，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提供了行动指南。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内宣外宣，二者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内宣与外宣之间绝对的二分法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需要。在分众传播已经成为常识的当下，内宣外宣也必然不能等同。认识上的不彻底会导致实践的偏差。例如国际传播工作中一方面还存在中文外文报道在新闻话语上不做区分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存在外文稿件与国家战略主要议程脱钩、自说自话的问题。理顺内宣外宣体制，需要对二者的辩证关系有科学的认识和把握。

从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来看，媒体使用中文还是外语，是区分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重要方式。一些非英语发达国家在传播实践中如何定位不同语种国际新闻的角色和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比较直观的参考意义。

本研究选择丹麦的丹麦语涉华新闻和英语涉华新闻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丹麦语是丹麦的官方语言和国民身份认知的标志，英语是丹麦国际传播使用的主要语种。其次，丹麦在国际交往中比较活跃，参与了贸易、军事、文化、气候等许多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传播的题材很广泛。最后，丹麦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欧盟内部最关注中国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也很重视中丹关系，外交部的公开资料中使用“典范”一词来定义中丹关系。［1］

在丹麦，丹麦广播电台（Denmark Radio）、TV2、《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s）、《政治报》（Politiken）和《贝林时报》（Berlingske）等媒体使用丹麦语；
《哥本哈根邮报》（The Copenhagen Post）是丹麦唯一的综合性英文媒体，读者包括欧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是丹麦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丹麦广播电台及其网站是当地的官方媒体，11名董事会成员中的9人由丹麦文化部和议会任命。［2］本研究尝试比较同一时间段内丹麦广播电台网站和《哥本哈根邮报》网站不同语种涉华报道的差异，并结合丹麦国家战略分析这种差异背后可能的原因，为思考中国国际传播的“内外之辨”提供案例。

一、文献综述：丹麦媒体上的中国形象

中丹相隔万里，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联系和国际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丹麦学术界和媒体对中国的关注。《丹麦外交政策评论》2020年卷收录的一篇研究中丹关系的论文指出，商贸往来一直是丹中关系稳定的保障，但是近年来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可能会因为政治性因素面临战略性的中断。［3］丹麦外交部部长给出的理由与之类似：“丹麦是一个太小的国家，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外交政策。”［4］

当然，有丹麦学者指出这种所谓“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说辞。Stig Hjarvard等分析了丹麦三家主要早报《日德兰邮报》《政治报》《贝林时报》关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报道，指出作为小国的丹麦没有实质性的全球利益需要捍卫，其媒体呈现受到国内价值政治、外国盟友和全球新闻媒体的影响。［5］来自英国的研究也表明，近年来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对（丹麦）国内议程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丹麦）国内政治家会借外交议题标榜所谓的“使命感”来换取政治资本。［6］丹麦外交部坦言美国和北约对本国的重要意义：“美国是丹麦最重要的盟友，也是国际合作和贸易的重要伙伴。”［7］“丹麦，实际上是大多数欧盟国家，发现自己在根本上与美国站在了一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通过北约建立的牢固纽带。”［8］

美国、北约等外部因素与丹麦国内政治特别是丹麦媒体“受精英意志驱动”［9］的特征相互交织，使得面向国内受众的丹麦语新闻背负了比较明显的框架。一篇研究丹麦语媒体涉华报道的论文总结了三个常见的框架：源于所谓“道德责任”的人权框架，源于世界新秩序的中国崛起（China grows）框架，源于经贸合作的丹麦在华机构（Danish organizations in China）框架。［10］一篇研究丹麦语媒体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报道的论文批评丹麦语媒体的相关报道“把重点放在……中国政治影响力上，却没有关注中国民众和阅兵式的历史性、政治性和礼仪性意义”［11］。中国商务部和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的资料也作出了这方面的提醒：丹麦媒体尤其在民主、人权、涉疆、涉藏等问题上涉华报道基调偏消极。［12］

不过，丹麦官方和媒体的对华态度也有积极的一面。在个别西方国家主导的涉华消极议题上，丹麦政府有意地避免直接面对中国。［13］丹麦外交部在谈及丹中关系时表示“丹麦应敢于批判性对话，但也要务实、有耐心”［14］。对于丹麦媒体而言，虽然其报道框架受到国内外政治的影响，但是在经贸合作、气候变化等方面仍有不少积极的涉华报道。在一项基于谷歌GDELT全球新闻数据库的研究也发现，欧洲地区对于中国关于碳中和碳达峰、多边主义、对外开放的报道关注度和好评度都比较高。［15］

二、研究设计与发现

本研究选取丹麦广播电台网站（丹麦语）和《哥本哈根邮报》网站（英语）上从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所有涉及中国的新闻报道，通过基于深度学习的预训练文本分类器对样本内容进行全文情感色彩分类，并判断报道的对华态度。最后，再比较丹麦不同语种涉华新闻的关注议题，并進一步分析在特定议题上不同语种媒体报道在情感色彩和对华态度上的差异。

（一）不同議题下丹麦语、英语涉华新闻的情感色彩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涉华新闻报道的情感色彩，与对中国的态度倾向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例如，在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中，全文表达了对地区局势的担忧，但是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中性的；
在一篇关于冬奥会话题的报道中，全文没有流露明显的感情色彩，但是分类器能明显感知到其中对中国不利的表述。

通过对2019年至2022年丹麦广播电台网站（丹麦语）不同议题涉华新闻的情感色彩分析发现，丹麦广播电台网站61.7%的涉华新闻呈现中性色彩，但是消极色彩的比例也有34.02%。积极色彩报道的比例比较低，只有4.81%。从数量上来看，消极色彩涉华报道主要出现在疫情、外交、社会与政治、港台和文化与科技等议题下。积极色彩涉华报道的总体数量不多，但是在自然与气候议题上积极色彩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2019年至2022年《哥本哈根邮报》网站（英语）不同议题涉华新闻的情感色彩分析发现，《哥本哈根邮报》网站上英语涉华新闻中消极色彩的比例（8.7%）要明显低于丹麦广播电台（34.02%），中性色彩涉华新闻的比例（86.96%）要高于丹麦广播电台（61.17%），积极色彩涉华新闻的比重基本接近；
从不同议题来看，《哥本哈根邮报》网站上边疆、疫情、港台、社会与政治、文化与科技五个议题下消极色彩涉华报道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丹麦广播电台网站，在外交议题上的差别不大。

（二）不同议题下丹麦语、英语涉华新闻的对华态度比较

从分领域来看，无论是情感色彩还是对华态度，关于边疆、港台、社会与政治、疫情等话题的涉华报道都比较负面。有不少情感色彩为消极的涉华报道并没有直接表现出对中国的消极态度，特别是在经济与产业、文化与科技和自然与气候三个议题上。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一方面一些丹麦语报道只是表达对涉华相关议题的担忧，但是并不意味着矛头指向中国。另一方面，边疆、冬奥会、港台三个领域有不少情感色彩为中性的涉华报道，实际上则将矛头指向中国。

丹麦广播电台网站涉华新闻中负面报道比例大、正面的比例小，《哥本哈根邮报》网站的英语涉华新闻则正好相反：除了边疆、冬奥会、社会与政治三个议题，关于其他六个议题的报道中正面的比例都有显著增加；
反面涉华报道比例减少的领域主要是边疆、冬奥会、港台、社会与政治。

（三）小结

发现一：丹麦语涉华新闻（以丹麦语广播电台网站为例）与英语涉华新闻（《哥本哈根邮报》网站）在部分议题的涉华态度上有明显不同。发现二：丹麦语涉华新闻对边疆、港台、社会与政治等议题的倾向都比较负面，英语涉华报道在上述领域没有表现出负面倾向。发现三：英语涉华新闻对经济与产业、文化与科技等议题的倾向比较正面，丹麦语涉华报道在上述议题中没有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正面倾向。

三、对“理顺内宣外宣体制”的借鉴和启示

丹麦语媒体与英语媒体的涉华议题差异和情感色彩、对华态度差异，反映了丹麦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在体现和维护国家战略上的角色与分工。因此，厘清中国内宣与外宣在国际传播中的定位与任务，是理顺内宣外宣体制的重要前提。

一是内宣与外宣统一到国家战略特别是国家对外工作战略上。评价内宣、外宣组合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是否能体现和维护国家战略。内宣与外宣，既可以完全一样或者完全不同，也可以有所区别。在国家战略的大语境下，灵活运用内宣与外宣的多种组合达到战略目的。二是内宣、外宣要在国家战略中找准定位和角色。中国的内宣要着重体现“凝心聚力”的要求，外宣则要把重点放在“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上。用于“凝心聚力”的故事不一定适合国际传播，例如一些提升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报道和影视作品，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下极易被歪曲解读，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背书。用于展示形象的影视剧对于凝心聚力可能效果甚微。同样的，在不同时间、对于不同议题，内宣、外宣的情感色彩和态度也可以有所差异，在涉及有争议国际议题的报道中应当具体分析、灵活运用。三是内宣、外宣既要同向而行又要区别方式。内宣、外宣都是体现和维护国家战略的手段，二者在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因为面对的对象、所处的环境不同，必须有所区别。国内新闻报道边疆话题时，通常“以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框架来报道”［16］，比较关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人均年龄等国内读者普遍关心的话题。但是面对国际舆论场上被人为政治化的中国边疆议题，就应选择在西方语境下政治化程度更高的框架，例如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经济和生态环保协同发展、低收入人群发展权等，对海外舆论场中单一、狭隘框架形成批驳和超越，以主动的政治化议题对冲海外的议题政治化倾向。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G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研究”（21GJA003）；
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项目“中国网络视频事业发展战略研究”（GD1942）；
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参见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76-198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680页。文选德：《内宣与外宣“两手抓”之我见》，《对外大传播》，1998年第8期，第10-12页。

参考文献：

［1］深化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积极打造中欧合作典范［EB/OL］.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hd_673091/201505/t2015051

17469477.shtml.

［2］Dan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out DR，www.dr.dk/om-dr/about-dr/executive-board.

［3］Andreas Bje Forsby .Danish-Chinese Relations："Business as Usual" or Strategic Disruption？.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20：73.

［4］Jeppe Kofod.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Danish Foreign Policy 2019，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20：12.

［5］Stig Hjarvardm，Nete Nrgaard Kristensen.When media of a small nation argue for war. Media，War&Conflict，April 2014：51-69.

［6］Chandler D.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London：Pluto Press.2022：221.

［7］Jeppe Kofod.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Danish Foreign Policy 2019.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20：12.

［8］Jeppe Kofod.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Danish Foreign Policy 2020.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21：18.

［9］Stig Hjarvardm，Nete N？rgaard Kristensen.When media of a small nation argue for war.Media，War&Conflict，April 2014：51-69.

［10］Ming Ou L.Den danske framing af Kina：Et blik phvordan danske aviser dkker Kina og kinesiske forhold，Roskilde Universitet，Institute for Kommunikation，2010：39—40.

［11］卡米拉·T.N.索倫森，约恩·德尔曼.丹麦的中国研究：寻找世界新秩序［M］.王宇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127.

［12］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丹麦）[R].2020：18.

［13］卡米拉·T.N.索伦森，约恩·德尔曼.丹麦的中国研究：寻找世界新秩序［M］.王宇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23.

［14］Udenrigsministeriet（2014），Mere Denmark i verden，Kφbenhavn：Udenrigsministeriet.

［15］翟崑，靳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基于谷歌GDELT数据库的分析［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4）：83-90.

［16］郑亮，夏晴.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际—国内”议题互构研究［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9）：83-88.

（柴钰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学生；
靳戈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研究员）

编校：王志昭

猜你喜欢国际传播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必然性决策与信息(2016年12期)2017-01-14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必然性决策与信息(2016年12期)2017-01-14国际传播视阈下的外宣翻译特点探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6期)2017-01-10与西媒“错位竞争”，合力发出影响国际舆论“最强音”中国记者(2016年4期)2016-12-20世界新格局下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方略研究武术研究(2016年7期)2016-12-15新时期长征精神国际传播要素分析今传媒(2016年10期)2016-11-22全球化与国际传播：媒体与公民的世界性互动新闻爱好者(2016年10期)2016-11-18促进汉语国际传播的十项策略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6年10期)2016-11-14我国电视纪录片国际传播的路径今传媒(2016年9期)2016-10-15新媒体语境下新华网国际传播问题与对策分析今传媒(2016年9期)2016-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