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精神内蕴与历史流变研究

曾欢欢 王欣

［摘 要］ 书院始于唐代，是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职能于一体的文化教育组织。与书院特点和职能不断变革相伴的是，其精神内涵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因其区别于传统封建官学的办学性质、“成人之教”的教育理想和知识创新的价值追求，书院精神的核心是永存不变的。书院精神主要包括了以道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和以求知求真为主的科学精神，具体而言又细化为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和勇担道义的爱国精神。书院精神是作为文化教育组织的书院最具独特性、思想性、持久性的精神品格及文化意蕴，是书院发展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 书院；
精神；
内蕴；
历史流变

［中图分类号］  G649．299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3-0034-07

Abstract：Chinese academies，the history of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wer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ncient China， integrating the functions of talent training，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Along with the constant changes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in their development in history，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academies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era. However，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government-run schools in ancient time， Chinese academies kept their core of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namely，the ideal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pursuit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 unchanged.To be more specific， this core of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is embodied in the spirit of humanistic moral education，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t academic research，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spirit of opening-up and inclusiveness， and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As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 spiritual core is the most unique， ideological and ever-lasting character and connot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 and the most subtle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academy；

spirit；

connotation；

historical changes

2020年9月17日，習近平总书记在湖南大学考察时表示，对岳麓书院一直心怀牵挂，对岳麓书院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影响很有感触。中国的书院自唐代兴起以来，作为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职能于一体的文化教育组织，是文化传承和蕴蓄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岳麓书院就是其中的典范。而书院精神，作为书院在长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性、思想性、持久性等特点的精神品格及文化意蕴，是整个书院发展中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集中体现着作为文化教育组织的书院的价值追求。

一 书院精神的内蕴

书院历史源远流长，与书院特点和职能不断变革相伴的是，其精神内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因其区别于传统封建官学的办学性质、“成人之教”的教育理想和知识创新的价值追求，书院精神的核心是永存不变的。其主要包括了以道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和以求知求真为主的科学精神，具体而言又细化为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和勇担道义的爱国精神。

（一）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书院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精神塑造的价值选择上，其核心是以德育人，把“明道”“传道”作为办学宗旨，把“成人之教”作为教育理想。

其中，学规彰显了书院的办学宗旨和要求。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将儒家所倡导的“五伦”作为“五教之目”，意在将书院的教育目标定为对读书人道德人伦的教化；
《丽泽书院学规》将“孝悌、忠信、明理、躬行”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岳麓书院学规》以“孝”“忠”开篇，强调要省问父母、恭谒圣贤，还要求在气习、举止、服食、外事、行坐的习惯举止上做到“庄、俭、和”，在为人处世上做到“义”。可见，这些学规就是书院生徒的道德行为准则，也是强化对生徒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更是书院以德育人思想的重要体现。

与此同时，书院在课程设置、山长选任、祭祀仪式、选址和建筑人文环境方面都遵循了以德育人的标准和原则。在教学内容上由重视“五经”转而重视《四书》的教育；
在祭祀中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树立生徒道德和學术的榜样；
在环境选择上，既注重外部优美又注重内部环境布局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等等。可见，不论是精神层面的引导，还是行为层面的约束，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要求都离不开“德行”二字，这正是书院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二）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

书院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身的教育组织，自出现之日起，在整体运作、办学风格、教学理念和方式上均有别于传统官学。其财政和教育资源不完全由官府控制而保持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书院能够在办学和育人上实现一定的自主权。可以说，书院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是书院精神中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指书院治理的自主性，二是指书院教育的独立性。

在办学管理上，书院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多为民间自主创办；
有着较为独立的山长聘任、生徒管理等制度，组织管理精干，经费来源多样。在为学育人上，书院倡导学生自修与师者引导相结合，注重培养自学和独立钻研学术的能力；
鼓励学术交流与质疑论辩，推动学术创新与学派发展。这些都是书院教育独立性的体现。

（三）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

自古以来，“求真务实”一直是衡量知识价值、治学方法、优秀人才的重要标准。书院作为一个人才培养机构，自然而然地将“求真”作为其价值导向。如北宋教育家胡瑗创立“苏湖教法”，将学校分为“经义”和“治事”两斋，在儒家经典教学的基础之上增添了实践教学环节；
南宋时期朱熹将践履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走向社会，带领生徒实地考察名山大川、风俗人情；
元代我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教授医学学科的书院——历山书院，在授课的同时特别开设门诊业务，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清代湘水校经堂要求生徒“举乎日所闻于经者，抒之为方略，成之为事功，一洗二百年穿凿之耻”，从而培养出了郭嵩焘、左宗棠等众多经世致用之才。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是各时期的书院所共同追求的教育理念，不仅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实用人才，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

作为我国私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和官学的重要补充，书院追求的是一种有教无类、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书院始终坚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不断吸收各家所长，完善自身的学术体系与精神内涵。

在办学上，书院从创立之始便带有浓厚的开放精神。作为公众活动的场所，书院面向社会开放，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择生也没有年龄、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相对于官学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一种特权，专以官家子弟作为教育对象，书院允许社会下层的平民子弟入院学习，打破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促成了教育的开放和下移。

在治学上，书院提倡以开放的态度看待不同学术观点，允许不同的学术流派各抒己见、相互辩论，并行发展。如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鹅湖之会”等，充分证明了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对书院学者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推进了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创新，成就了书院长达千年的强大生命力。

（五）勇担道义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其精神核心在于“道义”——道德与正义，这也是儒家学说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书院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不仅注重引导师生从经典文集中明仁悟道，修身以安民，还鼓励师生勇担道义，坚守良知履行社会责任，更倡扬书生血性，鼓舞师生在危难之际敢于舍身取义、守护义节，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不断丰富着儒家道义的精神内涵。

从古至今，书院的历史长河中既有立志救国、兼济天下的时代巨子，也有敢于批判、不惧权贵的忠义之士，更有耕耘书院、化育众生的名师宿儒，他们共同铸就了书院勇担道义的爱国精神。爱国精神在书院主要表现在家国情怀、民族义节和社会担当上，是书院的价值追求，也对社会价值塑造产生了积极作用。其实施载体主要包括办学理念、教育内容和社会服务，具体体现为以办学章程、学规、楹联等形式明确培养爱国主义者的办学理念，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祭祀等教育内容之中，并引导师生通过兴办书院、社会宣讲、刻书藏书等践行“勇担道义”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 书院精神的时代特色

书院发展大致经过唐五代源起，两宋大盛，元、明初趋向官学化，明中叶后特质复归，清朝特质消亡以及在新式学校冲击下最后改制几个阶段。与书院的时代特质相同，书院精神也随时代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一）唐至五代书院精神：萌芽

大唐五代，有文献资料记载的书院只有七十余所，在中国的书院发展史上，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此间，书院尚无系统规范的管理，个人读书治学成主流，学术交流活动也是自发而办，不成章法。伴随着五代具有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数目的显著增长，学校性质的书院取代读书治学式书院的发展趋势显现，初具文化教育组织的形态。与变化、发展为书院初期阶段生存状态的主要特征相适应的是，初期阶段书院精神也难以展现出整体的气质和内涵，但因其独立于官学的性质、文化教育组织的功能以及文人志士“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理想追求，书院与生俱来的开放精神、独立精神、人文精神、爱国精神开始萌芽。

1.服务公众——独立开放精神孕育

书院产生于唐代，其起源有官民两途。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主要职责为藏书、校书、修书等，不具备讲学教化的功能。民间书院源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它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文化教育活动的场所，学者、文人、墨客、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教育对象的“有教无类”，打破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促成了教育的开放和下移。这也是书院独具特色的开放精神所在。

民间书院出现不久，就向广大民众敞开大门、开启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典型例证有漳州龙溪松洲书院。乾隆《龙溪县志》卷四载：“松洲书院，在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记载表明，陈珦创办松洲书院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松洲书院的教学形式多样，既有针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又有“聚徒”授业的专门教学；
教学内容则为儒家经典礼仪；
教授方法是“论说”“开引”，重于启发，取得了“于风教多所裨益”的良好教学效果。［1］7

从私家专有走向服务公众，既是书院脱离书斋的关键一步，由此中国社会就产生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
同时，也使得书院从创立之始便带有浓厚的开放精神、勇担道义的爱国精神。此外，作为私人创办的书院，为了实现自给自足，很多学者还带领师生开垦农田。《南唐书》中记载，李渤在庐山白鹿洞设“白鹿洞馆学”，置田地以供诸生。可见，在书院成立初期，其独立与开放的精神便孕育其中了，也为其传道济民的办学思想埋下了伏笔。

2.临危受命——人文爱国精神萌芽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官学废弛。“外王”而不能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向“内圣”之路。士人们大多隐居在山林乡野， 创办学馆、书堂，自修治学。聚集图书、论道修身、授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民间自主创办的书院显著增多。这一时期书院的出现颇有一种勇担大义、临危受命的意味，这种时代背景下，书院的人文精神、爱国精神开始萌芽。一些生动的记录亦散落在诗篇之中。

宿沈彬进士书院

（唐）齐己

相期只为话篇章，踏雪曾来宿此房。

喧滑尽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茶香。

旧山春暖生薇蕨，大国尘昏惧杀伤。

应有太平时节在，寒宵未卧共思量。

据《湖南历代名人词典》记载：齐己家贫早孤，出家为僧，酷爱山水，结交名流，与儒生沈彬为诗友。“相期只为话篇章”说明儒生与和尚二位朋友定期在书院进行讲会等学术活动。“旧山春暖生薇蕨，大国尘昏惧杀伤”正是唐末政治腐败、战火横燃局面的写照；
说明二人因学术而约，但因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责任感，还是不免谈到当时的政治。“应有太平时节在，寒宵未卧共思量”，则表明二人希望化战争为和平的良苦之心。这也说明，书院的读书人并不是死抱书本，而是对社会政治极为关注。这正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爱国精神的本源。

大唐五代的书院虽只有七十余所，但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问学讲书，交流学术等，也为此后书院的治学精神、实践精神等埋下伏笔。

（二）宋代书院精神：全面丰满与发展

两宋是书院发展的黄金时代。量的方面，书院达720所之多；
质的方面，开创了书院与教育、学术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伴随着量与质的飞跃，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和勇担道义的爱国精神在这个阶段都得到了全面的丰满与发展，并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1.书院与教育一体化发展——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特质凸显

书院萌芽于唐代，但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确立则在宋朝，并形成了和官学鼎足而立之势，共创古代教育的新格局。与当时官学教育沉溺于科举之学不同的是，书院教育更重视德业双修，并制度化为学规、章程、校训等形式，使宋代书院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精神特质。

在宋代力倡科举，成倍增加取士名额的刺激下，官学成为名符其实的“官学”——读书为了做官，办学为了出官，官学不再立学教人。对此，南宋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曾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批评了在科举取士的影响下，学界“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天下”的状况。朱熹还批评当时的太学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2］在朱熹看来，这样的风气让官学成为投机取巧的名利场，失去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初衷。究其原因，张栻认为乃“不悦儒学， 争驰功利之未”，要革除官学教育的弊病，其关键是复兴或者说重新确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恢复学校业已失去的立教育人的本意，使学校真正成为培育人才的神圣殿堂，成為道德教化的辐射源和基地。［3］

在这种反思下，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被书院教育家们首先在代表办学宗旨的学规、章程、校训等载体中予以明确。朱熹在著名的《白鹿书院揭示》中明确提出了书院的办学宗旨在于使学者讲明义理。张栻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主教岳麓书院期间，张栻把书院“明道”和“传道”的办学宗旨概括为“忠孝廉节”的四字校训，并请朱熹亲书于书院讲堂墙壁昭示生徒，成为“教养之规”而垂千年之久。由此可见，宋代书院几乎普遍地提出了以德育人的办学宗旨。

在学规、章程、校训的指导下，宋代书院将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使书院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质。如在教学内容上由重视“五经”转而重视《四书》的教育；
在祭祀中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树立生徒道德和学术的榜样；
在环境选择上，既注重外部优美又注重内部环境布局，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等。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随着宋代书院人文精神的发展，士与利禄相分离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进而形成了一批平民学者。他们不以仕进为目的，而以文化、教育为专业。据史书记载，岳麓书院的学生秉承师训， 创办书院等私学， 热心于理学的传播。如，钟震创办湘潭主一书院，钟如愚主持衡山南岳书院，吴雄创立平江阳坪书院，曹集主教白鹿洞书院，程许修茸袁州南轩书院且聘宿儒为诸生讲说，等等。［4］可以说，没有书院教育，宋代的士风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出现平民学者阶层和文化教育的下移。而在这种开启民智的过程中，勇担道义的家国情怀在士人心中复苏并不断壮大。

同时，由于宋长期与辽、金、西夏交战，在书院重塑忠孝义节道德纲常的人文精神影响下，精忠报国、夷夏之防等思想内容不断出现在书院的讲堂上，也不断在文化教育下移的过程中在民众中传播。不仅深入读书人之心，而且妇孺皆知，形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共识。宋末的国家存亡之际，他们表现出赴义的忠贞。最典型的例证是岳麓书院师生的抗元事迹。山长尹谷，在元兵围城之前，率学生

坚持读书，不废学业；
激战之时，又毅然放下书本，荷戈登陴，与军民一起乘城共守。城破，岳麓诸生“多感激死义”，“死者什九”，尹谷则举家自焚，以身殉国，表现出大无畏的爱国精神。［5］64-65白鹭洲书院的学生文天祥的“成仁取义”，亦是广泛流传的爱国精神事迹。

2.书院与学术一体化发展——多元并蓄的治学精神特质形成

彼时，书院不仅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更是学术研究与创新的胜地。尤其是到了南宋， 随着理学传播的扩展，书院出现了“百家争鸣”式的学术繁荣局面，各派学说交融汇萃、兼收并蓄，书院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诚如前文所述，宋代书院教育家们将培养传道济民的儒生作为培养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办学实践中自然把振兴儒学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就带动了儒学的复兴，使得书院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浑然一体。北宋中期，二程、张载等人吸收宋初儒学家治学的经验，打破传注训诂的传统治学方法，创立了以“天理”为中心、富于思辩的理学思想体系。理学发展到南宋中期，出现不同的地域性学派，如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各学派虽都尊崇二程理学，但对经义概念的具体理解却并不完全相同，如张拭强调“义利之辨”，朱熹专讲“格物穷理”，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吕祖谦提倡“明理躬行”，观点往往相异，且彼此都认为有进一步讨论辨析的必要，于是就以书院为依托产生了会讲这种形式。会讲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公元1167年，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与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以“中和”为主题，对理学中太极、心性、乾坤等一些重大概念进行了辩论问难，留下了“朱张会讲”千古佳话，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张会讲”八年后，朱熹又与陆九渊就教人之法在鹅湖寺进行学术辩论，使“鹅湖之会”成为千古美谈。

由此可见，书院在学术上追求打破自我封闭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书院的会讲制度大大促进了不同学派学术思想的传播，推进了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创新，书院独特的治学精神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也成为书院最典型的独特精神之一。同时，作为学术胜地，书院主张通今学古、学以致用，在培养生徒德业双修的同时还鼓励生徒走出课堂，把研究经史和通晓时务结合起来。北宋教育家胡瑗创立“苏湖教法”，将学校分为“经义”和“治事”两斋，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之上增添了天文、军事、农田等实践教学环节；
南宋时期朱熹将践履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带领生徒实地考察名山大川、风俗人情。许多书院还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情况列为书院的考核项目，引导学生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用心感受知识在实践生活中的运用，以达到“求真”的目的。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作为书院的教育理念，不仅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实用人才，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两宋是书院发展的黄金时代，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教育理念，丰富发展了多元并蓄的书院精神，成为气势磅礴而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育思潮。

（三）元代书院精神：受遏制

元代是历史上出现的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统治者为了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既大力支持书院的建设，同时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书院出现官学化趋势，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大降低，独立自主、求真务实、兼容并蓄的书院精神被遏制。

1.遗民办学——短暂独立风貌

蒙古贵族凭借强大的武力建立了元政权，为了缓和蒙汉民族矛盾，蒙古贵族不得不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政策。这种背景下，视入仕新政权为不忠不节的宋遗民大量归隐田园，创办书院、教授生徒，企盼教育救国，步入了另一条抵抗道路。这种远离新政权的心态，使得这些书院走向了更加纯粹的讲学明道、传承“圣贤一脉”之路，“宋儒开创的书院精神，在注入元儒的退隐理想之后，继续充满活力，发展下去”［6］386。可以说，宋遗民的遗恨与理想，使得元初书院具有更加独立的精神与风貌。

2.趋向官学化——独立自主治学精神被遏制

隨着政权的逐步稳固，元统治阶层更加重视书院在维系人心、统一思想方面的政治功用，一方面开始了实际的建院活动，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政府通过严格管理报批手续、任命朝廷官员出任山长、控制书院经费使用权、控制师资延聘权等措施，加强对书院的掌控，并在教学中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宗旨。

这一措施在初期，促进了全国书院建设规模的扩张以及书院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让读书人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官学化对书院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书院丧失了自身自主灵活的特性和独立办学的精神，混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学。教师沦为下级官吏，甚至成为科场恩榜赐予老迈下等举人的安慰性职务，书院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和学术创新的精神。同时，程朱理学确定为书院讲学正宗，消解了书院讲学原有的社会和教育批判性的生动内容，自由开放讲学的书院精神被遏制，最终使理学流于僵化和空疏。

可以说，随着书院逐渐官学化，书院独立自主之办学精神一步步淹没在强大的政治权势下，求真务实、兼容并蓄的精神最终走向僵化。

（四）明代书院精神：复归

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道路。明初，因政府重视发展官学，力倡科举，使官学盛极一时，书院百年不兴。明中叶以后，王阳明等提出“心学”，冲决理学僵化后长久的压抑，造就了一场倾动朝野的思想解放运动。书院复苏，讲会盛行。在力倡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兼容宽量的讲会制度激励下，元代被遏制的书院学术特质复归，书院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为之一新，书院再度辉煌。明末，内监攫取政府实权，政局混乱。深受书院修齐治平人文精神影响的士人在学术上也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实学，其中以东林书院最为典型，讲学关注时政、关注现实，激发士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热情，书院的自由、民主、务实、批评精神达到巅峰，勇担道义的爱国救世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因而也招致了统治阶层的恐惧，书院被连续禁毁。

1.讲会盛行——独立开放的治学精神特质复归

明继宋元之后，继续推崇程朱理学，实施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的政策，书院备受冷落。这种背景下，程朱理学被演蜕成科举敲门砖，导致学术僵化，科举腐化，官学沦为科举附庸，官学教育再次失败。对此，有识之士重新把目光转向书院教育，希望重建新的理论以拯救败坏的人心，书院教育由此复苏。针对业已僵化呆滞的程朱理学，王阳明、湛若水等思想家倡导“心学”，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生命过程。其后，王、湛及弟子、后学广建书院，推行讲会，不断发展完善学术主张和思想体系，造就了一场倾动朝野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一体发展的局面。书院再度辉煌，遍布明代版图，数量大大超过此前各代，多达1962所。［1］275

讲会盛行也成为明代书院的一大特点。其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提倡敢于怀疑，注重独立思考，强调平等论学，求同存异，兼容宽量，反对固守门户、以己见强加于人，发扬豪杰之气、侠义之风，更明显地倡导主动、自觉、进取、求异的学风，为学术论争增添了生气和活力。［7］

明代书院在传承书院讲会优良传统中，鼓励创新，再度形成学派百花齐放之势，甚至走出国门，移植到朝鲜、日本。各学派，甚至各国家之间的思想不断碰撞融合，元代被遏制的书院学术特质终于复归，书院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为之一新。

2.讲实学议时政——勇担道义的爱国救世精神勃发

明中叶以后，政局变化，内监攫取政府实权，朝政已至“政以贿成”的地步。基于对社会治乱的关心，深受书院修齐治平人文精神影响的书院士人在学术上也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其中以东林书院的爱国精神最为典型。

东林士人多是些在政治斗争中不愿与贪腐妥协的罢官废吏，他们在退出官场后，亦义无反顾追寻心中之“道”，致力于讲学论道、评议时政，以图影响政府、革除弊政。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撰写的门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鲜明表明了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他们认为，讲学不仅可以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且可以挽救人心士风、重振纲常、扶持正论，为益国益民之道。在他们看来，“程朱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禅化是天下乱治的思想根源，因此坚决反对空谈心性，倡导“学必实用”的务实致用之风，以有用的“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谈，形成了讲学与议政直接联系起来的治学特色，亦开启了明清实学思潮之端。东林士人对国事民情的关怀，是其勇担道义的爱国救世精神的外在体现，也是书院修齐治平人文精神在他们身上的自然反映。东林书院因此招致权贵者忌恨，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迫害东林党人的大案。

书院虽遭禁毁，但东林精神为书院爱国精神融入了新的内涵，使书院成为代表民意的所在，亦代表了古代的议政精神，并在救亡图存而务实革新的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

（五）清代书院精神：流变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由于官民共力，清代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创建复兴书院达5836所，遍及城乡。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清议朝政、动摇政局的教训，大力将书院纳入官学化轨道，力倡服务科举，在教学内容上推崇程朱理学，其他学说不得在书院会讲。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书院成为地地道道的八股取士的场所。两宋以来，书院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办学精神、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基本成为历史，书院精神消极流变。

鸦片战争后，面对突如其来的西方文化，在家国和书院双重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改制中的书院丰富发展了治学精神、实践精神和爱国精神的内涵，并为近代教育的发展作了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准备。

1.完全官学化——书院精神消极流变

书院从元代起官学化，后历代朝廷都强化了对书院的控制，到了清代这种控制更加严密。如顺治九年（1652年）朝廷就通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五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在清代开国的九十年间，书院沉寂。

康乾时期政权稳固后，虽政策有所放宽，但仍从管理体制、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多方面对书院独立、自由、民主、批判的精神进行抑制。在朝廷看来，书院首先是一种用来补充官学“导进人才”的教育机构，山长、学生均进行选聘选拔，教学内容也以八股为主，官方经费亦成为书院办学的主要经济来源，即使有民间资助也需在官方主管部门登记。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绝大多数已背离了书院的办学的原旨与精神，不仅学术的探究严重受阻，就连一般旧学的内容也被科举八股时文所淹没”［8］99，书院徒有书院之名，成为地地道道的八股取士的场所。至此，两宋以来，书院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办学精神、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基本成为历史，书院精神消极流变。

2.书院改革改制——传统书院精神与现代教育发展相结合

鸦片战争后，随着晚清闭关锁国政策在西方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挤压下濒临崩溃，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五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中，安心于义理性命之学的书院与现实时局脱节的困境突显。一批有识之士在西学东渐的激荡之下开始寻找救国除弊的有用之学，于是实学思潮再度兴起。这个阶段的实学历经乾嘉时期实证考据学风，再度重新扬起“经世致用”的旗帜。这种“经世致用”既包含对风雨飘摇中的民族的救亡图存，也包含对积弊已深的书院体制自身的救亡图存。在改变改造改革家国和自身中，书院走向追求实学实用、中西兼学、道艺并重之路。这一过程中，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勇担道义的爱国精神被激发，治学精神的内涵也更为丰富，并为近代教育的发展作了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准备。

书院改制，究其内容，主要就是将无裨实用的科举之业变为实学，包括经世致用之学和新学、西学。如开拓出“经济之学”天地的长沙湘水校经堂——校经书院，首任山长成孺以经济之学训士，要诸生“寝馈于四书、六经，探治平之本，然后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币、仓储、潜运、盐课、榷酷、水利、屯垦、兵法、马政之属，以征诸实用”。到了光绪十六年，在经世致用旗帜下，书院又专门设经义、治事二斋，教授经史大义和当世之务。甲午战争后，书院改革力度再次加大，先是新建藏有中西学书籍的书楼，又改革课程，在改为主学经学、史学、掌故、舆地、算学、词章6科的同时，还添置天文、测量仪、光化矿电试验等仪器，探索实用的自然科学，以期改造实际生产和社会实践。在这种务实革新精神的指导下，书院培养出了郭嵩焘、左宗棠等众多经世致用之才。再如由张之洞创办的主张“中体西用”的湖北两湖书院，课程设置由主修中学变为增修西学和兵操。这些都表明，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和治世救国的现实政治在书院结合，丰富发展了治学精神、实践精神和爱国精神的内涵。

由此可见，清代书院总体上在流变，但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办学历程中所形成的书院精神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仍为知识分子推崇。围绕书院改制的思考和实践，实质上是书院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传承和创新的一个机遇。可以说，“将书院精神融入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发展的过程，是将传统的书院精神与现代教育发展相结合的一次努力，是丰富和发扬传统书院精神的一次尝试”［7］。

综上所述，书院精神作为书院千年发展中最精微的內在动力和思想基础，由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而来，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传承与弘扬书院精神，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活力和生命，是时代的责任也是社会的必然。

［参 考 文 献］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 朱汉民.“成人之教”的书院精神及现代启示［J］.新阅读，2019（3）：35-36.

［3］ 陈谷嘉.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理念及人文精神再论［J］.大学教育科学，2006（3）：69-72.

［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七一［M］．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86.

［5］ 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6.

［6］ 李弘祺.绛帐遗风——私人讲学的传统 ［M］//刘岱.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

［7］ 王炳照.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1-9.

［8］ 丁纲，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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