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为什么低?

王海英　周雨情　李海生

摘要：基于4019名博士生学习经历的调查数据，从博士生个体、导师及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探讨女博士生科研发表较低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女博士生科研发表总体上显著低于男生，女博士生在学术兴趣、学习投入、科研参与以及合作发表等学习经历方面的表现均弱于男博士生，上述学习经历差异可部分解释女博士生科研发表较低的原因。女博士生积极参加科研项目、参与合作发表以及扩大密切联系的学术同行数量对提升其科研发表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升女博士生科研发表需要激发女博士生的学术兴趣与学习投入、强化导师对女博士生学术支持、为女博士生提供充分的科研训练与学术合作交流机会以及为已婚已育女博士生提供更加友好的支持性政策。

关键词：女博士生；
科研发表；
性别差异

培养和塑造未来学者是博士生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而博士生在读期间积极发表论文则是学者养成的重要途径。博士生就读期间发表论文既能表征其科研生产力，也可有效展示其学术潜力。[1]有鉴于此，培养单位通常要求博士生投入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科研训练，并鼓励博士生在读期间积极发表高水平学术文章。以我国为例，研究生已成为我国科研创新的生力军，在科研重点项目、面上项目人员中占比已超过50%[2]，且在科研发表上也有较大贡献。袁本涛等人2015年时进行的一项计量分析发现，我国在校研究生对国际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的贡献率已达到36.84%[3]，对国内权威期刊论文贡献率为32.31%[4]。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科研贡献占比不断提升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我国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要低于男博士生，女博士生的国际/国内期刊论文数量及专利数量均显著低于男博士生[5]，男博士生相对于女博士生具有更高的科研发表水平[6]。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我国博士生群体中女性占比在逐年增加，从学位授予看，获博士学位的女性占比从2000年的21.5%增加到了2019年的40.0%[7]，女博士生已成为我国博士生教育的重要主体。在女生人数占比渐增趋势下，如果女博士生的科研产出长期低于男生，则势必会对博士生科研创新总量及水平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为此，本文希望在进一步印证男女博士生科研发表差异的基础上，基于问卷调查探讨影响女博士生科研产出的原因，并就提升女博士生科研发表提出参考性建议。

一、问题提出

性别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影响研究生科研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早有国外学者对博士生科研生产力性别差异问题作过较多探讨，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为性别差异状况分析与原因探讨两大方面。

关于科研产出差异状况分析，大多研究结论都支持女博士生科研产出低于男性。如哈莫维奇（Hamovitch）等多位学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展的数项调查中发现，女博士生的科研生产力低于男性。[8]还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美国科学院的调查也显示理工科女博士生论文发表不如男博士生。[9]林达尔（Lindahl）等人发现，博士研究生期间已经可以观察到基于性别的科研发表差异。[10]费尔顿（Feldon）等人发现，尽管男生在专业研究和实验室花费的时间比女生更少，但他们在博士生第一年发表学术论文的可能性比女生更大。[11]

有关博士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则重点探讨了科研自我效能感、师生人际互动以及学术网络等因素对博士生科研产出的影响。柯纳德（Conrad）等人的研究认为学术性孤立是女研究生经常面临的问题，由男性主导的群体通常无法充分满足女研究生的教育需求。[12]卡梅伦（Cameron）和布莱克本（Blackburn）发现，男性的社交网络要比女性大，而这与事业成功相关。[13]雷納德（Leonard）认为，男博士生通过非正式网络可获取更多的学术信息以开阔学术视野，而女博士生的融入难导致其无法获得非正式支持。[14]爱泼斯坦（Epstein）和拉赫曼（Lachmann）对德国730名博士生进行调查后发现，融入学术共同体对男博士生首次发表论文有积极影响，但对女博士生的影响不大。[15]帕格利斯（Paglis）等的研究表明，导师及其指导对博士生学习经验及研究成果都有积极影响。[16]林达尔等人认为，博士生的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可通过博士生与其导师合作发表论文程度及其合作网络规模等要素来解释。[17]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博士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这一主题关注渐多，并产出不少富有见地的成果。马缨对毕业博士生的一项调查发现，男女博士生读博期间在学术兴趣、科研能力、工作期望方面已经表现出了较明显的性别差异，女博士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比男博士生更低，女博士生的读博动机更不明确，女博士生的科研能力低于男博士生。[18]李澄锋等认为女博士生的学术动机比男博士生低可能是导致其学术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19]姜华以人文社科博士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博士研究生的年龄对其科研发表水平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导师指导经验对博士生的科研发表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男博士生相对于女博士生具有更高的科研发表水平。[20]柳卸林等人以中国科学院大学2005-2012届博士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博士生科研发表水平，认为科研发表与性别、本科生源校、学科差异等因素不存在明显依赖关系。[21]国内外已有研究为深入探讨这一主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方法启迪。

纵观既有研究，仍可发现一些不足。如国外学者虽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但不少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多是基于案例研究或有限样本的调查，或仅限于特定国家、学科或机构的研究，这使得不同研究结果难以比较，也难以形成共识。国内学者虽对博士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作过一些实证分析，但还不够丰富，相关结论仍有待进一步验证。有学者指出，国内研究对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现象的解释流于概念性和假设性的讨论，缺乏对成因的深度解析和实证检验。[22]在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也较少将男女博士生群体分开进行比较，对男女博士生有不同影响的因素之间的区别他人也无从了解。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将基于问卷调查，探讨男女博士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表征，进一步验证已有实证研究结论，尝试分析导致女博士生科研发表低的原因，并就缩减博士生科研发表性别差距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国内外学者对科研产出的性别差异有诸多解释，最具代表性的是朱克曼（Zuckerman）等人从学术能力、自我选择、社会选择和累积劣势四个方面提出的科研产出解释理论[23]，这一理论体系为后续众多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而博士生群体较为特殊的个体特征、学习活动过程以及所处的相对独立的外部环境等，均与一般科研人员有较大差异，这导致无法完全沿用上述理论框架予以解释分析。为此，本文在借鉴上述理论有效内核的基础上，主要参照班杜拉在社会认知理论中提出的环境、行为与人三因素相互作用机制，结合博士生学习历程的特点，构建了基于事实逻辑的解释框架，即从博士生个体行动出发，主要选取博士生个体因素、行为表现以及相关资源和制度环境等维度，探讨博士生科研发表的性别差异形成机制。首先，基于个体身份变量，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现状和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
其次，以博士生科研发表为因变量，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具体思路如下：建立以博士生性别、年级、婚育、学科和入学类型为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观察博士生科研发表的性别差异是否显著；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纳入个体学术兴趣与投入、导师特征与指导以及科研环境与氛围三个维度的变量，观察纳入不同维度变量后性别回归系数的变化，由此分析博士生学习经历的性别差异能否解释科研发表的性別差异；
同时，分别建立男、女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回归模型，观察比较不同性别样本模型中的学习经历各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差异，进而探讨影响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共性因素和独有原因。

（二）数据收集

基于已有研究及前期调研，课题组自行开发了博士生科研发表调查问卷。问卷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一是人口特征及个体身份，主要包括博士生性别、婚育状况、学科、年级和入学类型等；
二是博士生学术兴趣与投入，包括学术兴趣、学习时间、参加科研项目数等；
三是导师特征与指导，包括导师学术水平和对学生学业要求等变量；
四是科研环境与氛围，包括科研支持条件以及学术同行数量等。2018年5月，课题组对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成员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35所高校的博士生参加了本次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336份，有效回收率为72.3%。剔除部分指标缺失的样本，最终纳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4019份。

（三）变量定义

本文的因变量为博士生科研发表，主要选取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为替代性指标。由于不同学科的科研发表评价标准存在差异，姜金秋和胡咏梅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理工农医类和人文社科类科研发表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了指标权重。[24]本文参考上述研究方法，根据学科类别分别对博士生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权重赋值并加总求和，力图从数量和质量等更丰富的维度全面衡量博士生科研发表水平。具体计算公式见表1。

控制变量包括博士生性别、婚育状况、年级、入学类型和学科类别五个变量，且均为分类变量，在引入模型前已作虚拟化处理，具体见表1。自变量主要包括博士生学术兴趣与投入、导师学术水平与指导要求以及科研环境与氛围三个维度。具体而言，博士生学术兴趣与投入维度包括学术兴趣、学习时间、参与科研项目数、合作发文和与导师合作发文五个变量，其中学术兴趣这一变量来自问卷中调查者对相关题项的回答，参照李克特五分量表依认可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5分，其他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
导师特征与指导维度包括导师学术水平和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要求两个变量，其中导师学术水平为虚拟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要求则根据李克特五分量表数据赋值，按照连续变量处理；
科研环境与氛围维度包括科研支持条件和学术同行数量两个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博士生学习经历和科研发表的性别差异分析

从自变量来看，女博士生学习经历的多项指标低于男生，两者在学术兴趣、学习时间、参加科研项目数以及合作发文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通过比较平均值及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可知，女博士生的学术兴趣显著弱于男博士生，学习时间投入也显著少于男博士生，在参加科研项目与导师合作发文上，女博士生的表现均不如男博士生，且两者具有显著的差异。关于科研支持条件以及密切联系的学术同行数量，男女博士生分值大致相同，且均未产生显著差异。

而从因变量来看，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也低于男博士生。具体来说，女博士生科研发表平均值为1.25，男博士生则为1.61，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者的科研发表具有显著差异（p=0.000），即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显著低于男博士生。具体见表2。

另外，从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交叉的角度来看，男女博士生科研发表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第一，不同婚育状态的女博士生科研发表均低于男生。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在未婚博士生、已婚未育博士生和已婚已育（读博前生育）博士生群体中，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显著低于男博士生（p<0.05），而在已婚已育（博士期间生育）博士生群体中，女博士生科研发表平均为1.95，男博士生为2.06，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p=0.830）。

第二，一、二年级的女博士生科研发表显著低于同级男生。博士生科研发表的性别差异主要出现在博士一年级和博士二年级，在此阶段，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显著低于男博士生。而在博士三年级、四年级及以上的博士生群体中，科研发表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这表明博士生科研发表的性别差异主要显现在读博早期，三年级之后则有不断缩小的趋势。

第三，不同入学类型和学科类别的男女博士生在科研发表上存在一定差异。普通招考的博士生群体中，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要显著低于男博士生，而在其他入学类型博士生群体中，科研发表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从学科类别来看，人文社科类和理工农医类的女博士生科研发表均显著低于男生。

（二）学习经历对博士生科研发表影响的性别差异

科研发表属于离散数据，适用于计数模型，由于存在一定零值，故选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本文使用Stata16对研究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分析，以博士生科研发表为因变量，加入博士生性别、婚育和年级等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探究不同学习经历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同时，为探究博士生学习经历对科研发表影响的性别差异，对男女博士生两个样本分别构建回归模型，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在回归分析的基准模型（模型1）中，所有控制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读博前已婚已育的博士生科研发表表现明显不如未婚未育博士生，二年级及以上博士生的科研发表显著高于一年级博士生，硕博连读博士生的科研发表显著高于普通招考生，理工农医博士生的科研发表表现显著优于人文社科博士生。在控制上述变量之后，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显著低于男博士生。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纳入博士生学习经历相关变量后，性别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不再显著。由模型2可知，参与科研项目、合作发文、与导师合作发文、导师学术水平以及科研支持均对博士生科研发表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积极参加科研项目、与他人开展科研合作、导师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以及提供良好的科研支持条件均对博士生科研发表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不过，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要求却对科研发表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说明导师对博士生学术要求有其限度，要求较低或过犹不及都将降低其科研发表。其余变量由于不显著，不再赘述。概言之，控制相关变量后，博士生学习经历变量较好地解释了科研发表性别差异现象，博士生的科研項目参与、科研合作发表、科研支持以及导师的学术水平和要求等是重要的影响变量。

负二项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主要依靠Log likelihood值来体现。由表3可知，模型2的Log likelihood值比模型1大很多，表明加入博士生学习经历变量后，模型2的解释能力变强。其次，对比模型1和模型2的Pseudo R2可得，以性别、婚育状况等控制变量为主的模型1解释力只有8.7%，在加入博士生学习经历各变量后，模型2的解释力达到了19.6%。而且加入博士生学习经历各变量后，基准模型中一些变量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如性别回归系数由负值变为正值，且由显著转变为不显著。这表明博士生学习经历是具有较大影响的重要预测因子，学习经历的性别差异是造成男女博士生科研发表差异的重要原因。

由表3中模型3和模型4对比可得，博士生学习时间投入这一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控制变量中的年级、入学类型以及学科类别变量和自变量中的科研项目参与、合作发文、导师学术水平和科研支持变量，依然对男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产生同向显著影响。不同之处在于，从控制变量看，模型4中已婚已育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显著低于未婚者，但在模型3中婚育状况对男博士生科研发表并无显著影响。这表明，相较于男生，已婚已育状态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从自变量来看，模型3中男博士生的学术兴趣对其科研发表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要求对男博士生科研发表有显著负向影响，即随着男博士生科研兴趣的提高，其科研发表将相应提升，而当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要求过高时，男博士生科研发表将有所下降。在模型4中，上述两个变量虽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有类似影响，但均不够显著，而学术同行数量却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相较于男博士生来说，密切联系的学术同伴数量对于女博士生科研发表的提高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模型4的Log likelihood值比模型3更大，即模型4的解释能力比模型3更强，这说明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博士生学习经历变量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些变量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的提升作用高于男博士生。

四、基本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显著低于男博士生，这与国内外已有的大多数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与男生相似，女博士生积极参加科研项目、努力与导师等合作发文、获得高学术水平导师指导以及拥有良好的科研支持条件等，对提高其科研发表都有着显著促进作用。女博士生增加密切联系的学术同行数量，可以有效增多其科研发表。

女博士生在科研参与以及合作发表等学习经历方面与男博士生相比明显较弱，上述学习经历中的性别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女博士生科研发表低于男生的原因。与马缨的发现一致[25]，本研究也发现男女博士生在学术兴趣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女博士生的学术兴趣显著低于男博士生。本次研究发现学术兴趣对于男博士生科研发表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女博士生虽有正向影响，但统计上未达显著，学术兴趣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已婚已育状态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男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女博士生生育后家庭照护的责任和负担明显增加，分散了女博士生学习科研精力，导致其科研发表降低。

（二）讨论与建议

我国研究生院高校中女博士生科研发表总体上低于男生，究其原因，既与女博士生个体特征、学术兴趣和学习投入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导师指导、培养单位相关政策措施等影响。就提高女博士生科研发表能力，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进一步激发女博士生的学术兴趣与投入。现代学术制度的规则是基于“男性气质”和“男性生活方式”而建立的[26]，库尔普（Kulp）认为“父权制”特征的学术规则和学术文化已经很大程度上延伸并浸染至博士生教育阶段。[27]在男性主导的学术领域，性别社会化与学术规则相冲突导致女博士生在学业进程中可能会比男生面临更大的困难和不平等。李澄锋等认为性别社会化与学术制度的冲突可能弱化女博士生的学术动机并干扰其学习投入，进而影响其学术表现。[28]男女际遇有所不同，极易造成一种不协调的氛围，导致女生信心和自我效能感下降，学业目标降低。本次调查虽未能验证女博士生学术兴趣等因素对其科研发表的显著影响，但也证实女博士生的学术兴趣和学习投入均不及男生。结合他人已有研究成果看，不能排除兴趣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的积极影响。对女博士生而言，激发自身的学术志趣、加大学习投入仍然是提高其科研发表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一方面，女博士生要平衡好社会性别意识与学术规则之间的关系，对科研和学业挑战树立必胜信心；
另一方面应积极付诸于更多具体实践行动，如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科研，在低年级阶段即有意识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构建学术合作网络，勇于与男博士生一起竞争更好的学习机会等。

其次，有效发挥导师指导在促进女博士生科研发表上的积极作用。导师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条件，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学习体验以及研究成果都有积极影响。本次研究也证实，参与导师科研项目、与导师合作发文是提升博士生科研发表的重要因素。发挥导师指导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的积极促进作用，要求导师在指导过程中加强与女博士生的研究合作，特别是在科研合作训练中有意识地为女博士生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和进入学术圈子的机会，主动与女博士生共同撰写会议论文、研究项目方案和期刊文章等。同时，导师要注重增强女博士生的科研信心，给予女博士生更多的学术认可和较高期望，激励女博士生产生更多的学术兴趣并愿意投入其中，从而有效提升女博士生学术职业准备能力。为此，需要导师有意识改善自己的指导方式，注重构建良好师生关系，建设平等有效的科研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注重把握好对学生学术要求的度，对博士生的学术要求宽严相济，既要向博士生提出挑战性任务要求，又要适中安排科研任务量，以更好地促进博士生提高科研发表。

第三，博士生培养单位在科研训练与学术交流合作等方面应为女博士生成长提供充分支持。科研训练是博士生学术成长的重要方式，本次研究发现，科研项目参加数量、与导师合作发表的次数是影响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关键因素，但女博士生的上述指标均值均低于男博士生。提升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需要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女博士生提供充足科研训练机会。一方面，学校在硬件资源和培养条件方面，要为博士生性别公平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学校有必要通过制定倾斜政策，为女博士生创造更多深度参与科研项目和课题的条件，积极扩大女博士生学术合作网络的广度与深度。

此外，本研究也发现已婚已育的女博士生科研发表低于男博士生，这表明婚姻家庭等因素对女博士生的科研发表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博士生的读博年龄段通常与女性最佳婚育阶段高度重合，在当前国家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为有效减缓婚育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的负面冲击，国家主管部门和培养单位需要合力制定有效对策。国家层面可考虑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在保障女博士生生育、学业权利以及提供托育服务方面提供系统性指导方案；
培养单位与导师既要积极营造性别公平的学术氛围，在招生、培养实践中公平公正地对待女博士生，更应通过提供更具体、更友好的支持举措，切实帮助已婚已育女博士生减轻家庭照护负担，将更多精力用于博士阶段学习。

需要说明的是，受研究設计和调查数据所限，本研究中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衡量主要依据其在读期间的论文发表，并未涉及其他形式的科研发表，如专著、专利等，关键概念界定不完整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适用范围。其次，本次调查为便利性抽样，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存在局限性，且关键数据来源于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缺乏对数据真实性的校验途径，其客观性和准确性仍待进一步验证。本文仅是考察了博士生学习经历中各环节对博士生科研发表的影响，而未将培养环境中的制度要求如发表规定等纳入模型，这可能也会对分析的完整性产生影响。众所周知，产生差异的原因不仅仅是学校系统内，系统外的各种因素同样可能会对女博士生科研发表低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模型约20%的解释力也可知，造成女博士生科研发表较低的诸多原因可能并未被纳入模型中。我们的研究仅是一个有限的研究，对造成女博士生科研发表较低的原因还有待更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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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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