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塔尖何以至

杨文杰　李延平

摘要：读博是农家子弟的一种教育选择，也是改变其人生航向的重要抉择。研究以“90后”农家初代博士生为对象，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究其读博选择背后的动力机制。结果发现，家庭、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场域共振是支撑他们的外在推力，农家子弟自身的“學术突围力+学术韧性+学术自信力”融合为其内在动力，自我阶层跃迁期望是有效牵引力，三者彼此联结、相互作用促成了农家子弟的读博选择。可见，即便农家子弟在读博竞争中不具备资本优势，但一旦抓住契机，他们则能持续发挥能动性实现可用资本的最大化积累。为此，建议从释放内在动力、缓解经济压力及增强自身竞争力等方面凝聚有学术禀赋的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向心力。

关键词：农家子弟；
初代博士生；
扎根理论；
读博选择

博士生作为解释知识权威的社会代言人，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也是个体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有力支撑。长期以来，读博被认为是个体实现阶层垂直流动的圭臬，但对于普通农家子弟而言，并非最经济性的选择。社会变迁背景下，受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市场化转型以及互联网发展等的影响，农村家庭资本积累、教育选择机会与子女教育获得感与城市家庭依然存在明显差距[1]，且这一差距直接影响着其在阶层流动中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精英文化专断与劣势阶层品位的断裂潜匿着农家子弟追求高层次教育的高额物质与时间成本，底层文化资本验证了农家子弟在具有明显城市化倾向的教育体制中遭遇着艰难的跃升。韦伯、布迪厄、吉登斯等社会学先贤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底层民众面对精英文化的“脱域”与“失语”的阐释。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寒门幸运儿”[2]跨越阻碍、踏上了漫长读博路。1981年，我国正式启动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首届招生数为302人；
经过几十年发展，截至2019年，博士招生数已突破10万人大关，招生数量增长300多倍[3]，且扩招趋势依然强劲。博士生扩招为更多个体提供了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尤其包括执着求学的“90后”农家子弟。“90后”成长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教育日益普及的阶段，伴随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父母对外交流机会的增多，其子女受教育水平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善。即便相关学术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于个体的学业表现[4]、教育选择[5]、专业选择[6]甚至于对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性投入[7]等具有显著影响，但事实上，的确有更多的农家子弟进入到高等教育场域，尤其是研究生阶段学习。博士生教育处于研究生教育中金字塔尖的位置，它对农家子弟极具吸引力的同时，又夹杂着难以言明的排斥。为此，农家子弟在攀登学术高峰时常处于向往但迟疑、想奋力一搏但又怕求而不得的纠结状态。本研究旨在从微观角度探究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的动力机制，以揭示外在影响因素、内在自我认知以及阶层流动的欲望等多种要素交织之下农家子弟的读博决策过程，旨在为保障农家子弟享有尽可能公平的读博权益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研究设计与实施

研究为确保所关注群体受教育背景的相对一致性以及个体学术阶梯攀爬的连续性、学术研究的专注性，将出身农村、现属于或曾长期属于农村户籍，且父母也均属于农村户籍的“90后”青年学术型博士生作为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个体选择读博与否是一种面对不完全信息进行决策的复杂机制，尚不能准确判定哪一核心变量对其选择起决定性作用。为此，研究采用质性分析中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就农家初代博士生的成长环境、求学历程、求学心态以及读博前后的思想动态等进行考察，以便廓清他们做出读博选择的动力因素及运行机制。

（二）数据来源

基于对“农家博士子弟”的概念界定，研究选取了国内某“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案例。由于该校是以建成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的师范类院校，所以，研究集中在该校的教育学部寻求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通过目的性抽样，研究者根据最大差异原则选取并访谈了14名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见表1）。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

扎根理论主要是通过开放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逐步分析资料。在资料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不断比较的方法，实现资料与资料、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对话，进而提炼出类属及属性。[8]为此，研究在对访谈录音进行逐一转录，并在对无关资料进行剔除的基础上，借助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分析与逐级编码。

1.开放式编码

研究对14份访谈文本资料逐句予以编码，在此基础上将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经过反复比较、整合与归纳，研究共提炼出32个初始概念，合并交叉后形成了15个初始范畴，即语言能力、知识能力、研究能力、坚持性、研究兴趣、积极态度、自我肯定、重要他人的肯定、可依赖的学校场域、未过分束缚的家庭场域、诱导性的社会场域、改善物质条件、获得社会地位、实现自我价值。这15个初始范畴构成了促进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基础动力（如表2）。

2.关联式编码

研究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15个初始范畴进行归纳，最终形成5个主范畴，分别为学术突围力、学习韧性、学术自信力、场域共振以及阶层跃迁期望（如表3）。

3.选择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和关联式编码的基础上，研究通过对学术突围力、学习韧性、学术自信力、场域共振以及阶层跃迁期望五个主范畴之间关系的反复考察和分析，最终形成“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其中，各个主范畴之间形成了：场域共振→“学术突围力+学习韧性+学术自信力”→阶层跃迁期望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中，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如图1所示。

4.构建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

围绕“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这一核心范畴，研究将学术突围力、学术韧性、学术自信力、场域共振与阶层跃迁期望五个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建构。首先，由语言能力、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所构成的学术突围力，是农家子弟读博选择时首要的能力考量；
由自我肯定与重要他人的肯定所构成的学术自信力，是其能量要素；
由坚持性、研究兴趣以及积极态度所构成的学习韧性，是其品质要素。其中，学术突围力能增强学术自信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学习韧性；
学术自信力反作用于学术突围力的提升，学习韧性更是决定学术突围力高低的关键。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农家子弟读博选择的内在动力。其次，由可依赖的学校场域、未过分束缚的家庭场域以及诱导性的社会场域所构成的场域共振，是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外在推力。其中，学校场域直接影响学术突围力的养成；
家庭场域在增强学习韧性、排除非学业性干扰上起积极作用，进而间接服务于学术突围力的提升；
社会场域提供着继续求学的机会和可能。最后，由改善物质条件、获得社会地位以及实现自我价值构成的阶层跃迁期望，是农家子弟读博选择的有效牵引力。其中，对于缺乏社会资本的农家子弟来说，读博能够有效实现阶层跃升达到改善物质条件的目的；
此外，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能够在持续不断摸索中为所热爱的领域贡献智慧也是农家子弟期盼的精神满足。据此，本研究构建了“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模型”，见图2。

5.理论饱和度检验

长期的参与观察、三角互证、深度描述和成员检测是确保质性研究可信度的主要做法。[9]在实际研究中，完全的理论饱和度是不断地追求，为此，研究使用预留的4位初代博士生的访谈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前述的5个主范畴之外，未出现新的范畴与概念。为此，研究认为所构建的模型已经达到理论饱和的要求。

二、研究结果阐释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模型”能有效解释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以下结合访谈资料作具体解析。

（一）场域共振：农家初代博士生选择读博的外在推力

场域是所处位置社会关系的构型，这些位置由个体在竞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地位决定的。[10]农家初代博士生在进行读博与否的选择时，明显受学校、家庭与社会等场域中已有资本的制约。其中，学校场域作为学术能力的生发环境，直接决定着其是否有继续选择的可能；
家庭场域作为内在支撑，有力影响着其选择能否实现；
社会场域作为外在支撑，关系该选择成本与收益间价值的平衡。

一是学校场域直接生产着农家初代博士生向上攀登的资本。其中，学校的图书资源、现代化电教辅助设备以及师资力量等是主要因素。绝大多数受访者谈到，在师生交往中，一个好老师使人受益终身。“我觉得对于农村娃来说，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位好老师。”（M11）在专业学习上，农家子弟若能得到导师或某一权威专家的认可，会默默坚定自己在该领域发展的信心，进而付诸更多努力。此外，人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动物[11]，在学校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参与社会性活动。绝大多数受访者谈到自己有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也有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参与过重大课题、学术年会以及校级比赛等，这些活动在增强其沟通与协调能力的同时也搭建了其人际网络。可见，学校场域所供给的资源除了能直接提升农家子弟的专业能力外，还能帮助其在社会性交往中建构起与老师、朋辈之间的人际关系链，进而改善资本薄弱的状况。

二是农村家庭最大化地创造和利用已有资本为子女提供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保障，这是农家子弟区别于其他读博群体最鲜明的特征。家庭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渗透着情感与传统的基本制度。[12]1990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水平得到了改善。农民不再以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创收的主要手段，而是积极谋求多元的致富方式。在此基础上，农村家庭逐渐有能力负担子女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成本。从多位受访的农家博士子弟来看，家庭成员都能通过积极劳动为其求学提供有效的物质支持。此外，广大农村父母心照不宣地坚守着“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理念。如若子女在求学过程中是“读书的料”[13]，父母会秉承砸锅卖铁也要供其读书的态度，帮助子女攀爬学术的阶梯。“家里面是无条件支持你上博士的，没有一个人说反对。”（W04）这种精神与物质上的绝对支持，为决心读好书的“90后”农家子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是社会场域对高学历文凭的追逐使得博士学历具有较高的社会吸引力。文凭在社会阶层流动中具备商品的“实质性价值”和符号的“象征性价值”，个体能获得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与其取得什么样的文凭密切相关。[14]博士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学历的最顶端，其不仅表征着个体的学识水平，更暗含着个体所能掌握的社会资源。多数受访对象表示，自己最初对“博士”无明确认知，只是懵懂地觉得“读了博就不一样了”。“从本科到硕士，只是一个层次的提升。博士就不一样，能给人那种安身立命的感觉。”（M06）一方面，接受博士阶段教育不再只是一项单纯的学习任务，更是自我发展的基础，是在与父辈截然不同的“劳心者”领域安身立命的根本；
另一方面，与博士文凭相伴的社会荣誉和使命是其他文凭所不能企及的。博士生群体被认为是训练有素、专业性强的社会顶尖人才，他们肩负着科研创新、引领社会发展的重任；
博士生个体被认为是高学业成就获得者，是学术精英与专业权威的继承者。农家初代博士生所从事的是让其父辈甚至于多数朋辈感到陌生的工作，也因此被看做“有出息的人”，这些都增强了其“不一样”的社会体验。

（二）“学术突围力+学术自信力+学习韧性”：农家初代博士生选择读博的内在动力

底层凭借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本获得了精英场域中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15]，为其实现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性。在学术研究场域中，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内在生成的底层文化资本得到了调试并升华为了“学术突围力、学术自信力与学习韧性”。缘此，农家子弟才会选择继续攀登学术塔尖。

第一，学術突围力是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的能力要素。在学术场域中，农家子弟积极将自身所获得的各种资源进行融合转换为学术发展所需的语言能力、知识能力与研究能力。其中，多数受访者表示，随着阅读量的增加，自身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升，但是语言表达能力与外语能力的欠缺让他们在求学选择上倍感纠结。“我们农村来的英语没有几个好的。”（M03）这并非阻碍他们继续前进的因素，反而促使其思考如何养成与该场域适切的惯习。为此，他们大量阅读书籍、参与各类活动弥补客体化形态文化资本的缺失，消弭文化资本的区隔。“像上次去参观教育博物馆，我就第一个报名，因为我需要这些学习的机会提升我的格局。”（W14）此外，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们也逐渐打破原有的惯习，习得在学术场域中获得权力分配的能力。“我导师有事情喜欢找我去组织和统筹，我也很认真，从中我学会了怎么去和各种人沟通。”（W07）可见，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他们并非精英场域中的“异端”，而是融合自身资源养成新惯习的“自为者”；
他们也并非乡土文化的“脱域者”，而是促进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融通的“链接者”。

第二，学术自信力是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的能量要素。自信是主体通过自我意识在社会比较、自我比较以及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主体综合素质与能量底蕴的表征。[16]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个体的学术自信力主要源于自我肯定以及重要他人的肯定。相较于自我肯定，重要他人的肯定对于农家子弟读博的激励性更大。在提及“为什么会选择读博”的时候，多数访谈者均不同程度地谈及导师、期刊以及同辈等重要他人对自己学术能力的认可。一方面，导师作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引领者，对于农家子弟学术能力的认可，是其产生学术自信力的重要来源。“我导师看到我的文字之后，就各种夸。这让我就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挺适合做这个的。”（W04）另一方面，在学术能力衡量指标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背景下，论文发表的质量和数量仍然是考量个体学术能力的基本参照。“我和老师合作完成了一系列文章，基本都投中了，有的还是C刊。”（W01）此外，在与同辈的日常相处中，农家初代博士生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有所转变，这使其更好地嵌入到学术场域之中。

第三，学习韧性是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的品质要素。学习韧性是个体在学业活动中通过努力战胜困境、挫折和挑战，最终获得良好学业成就的一种能力品质。在学术场域中，农家初代博士生所表现出的坚持性、研究兴趣以及积极态度等是构成学习韧性的关键。其中，坚持性作为底层个体本能生发地向上拼搏的动力，能够将自身不利处境转化为持久学习的韧性。“我一向都是认准的事情就会坚持下去，不会给自己留后路，我父母之前也是这样对我的。”（M13）更为关键的是，持久的坚持性是以浓厚的兴趣为基础的。对于农家初代博士生来说，他们对于精英场域的文化长期保持着学习的兴趣。“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喜欢探索未知的东西，也喜欢探究那些经典性的东西。”（M12）对于付诸时间和经济成本所追逐的学术研究，农家子弟往往能够抱有客观、理性的认知。“这是每个做科研的人所必需经历的过程。”（M02）基于此，他们得以在学术场域中持续地攀登。

（三）阶层跃迁期望：农家初代博士生选择读博的有效牵引力

社会阶层是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依据社会关系不同层面上的同一性而形成的社会层次结构[17]，这其中涉及社会利益、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等要素。相对于低社会阶层，高社会阶层在权力、收入和教育等方面享有更多的资源。农家初代博士生选择读博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高学业成就实现阶层跃升，进而获得更多发展资源。

其一，改善物质条件是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工具性追求。对于农家子弟来说，读博是一种“长投资、厚收益”的选择。在农村家庭，成熟劳动力读博意味着其长期脱离劳动场域进入学术场域，但当学术成果开始转换为物质财富时，其收益将是稳健且持久的。“我博士毕业之后可以短时间内解决车、房的问题，这是我硕士毕业出去同等的时间内所难以实现的。”（M03）在读博过程中，农家博士子弟深知父母的不易，在生活消费上较多地表现出理性与节制。许多受访者谈到，自己在读博期间能够做到经济独立，即便需要家庭援助，也是自身理性判断之后才做出行动。但是，他们并未因经济资本的薄弱表现出对奢靡的物质生活的过分向往与渴求，而会依据现实理性地表达对未来物质生活的一种期待。“我就想着以后钱够花就行了，能够让父母不要有什么负担，安安稳稳就可以了。”（W07）在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他们更多关注于回馈父母、专注学术研究，以求物质资源能够充分发挥其效用。

其二，获得社会地位是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发展性追求。高校教师及事业单位内部研究人员等社会中上层岗位是农家子弟普遍认可的职业。在他们看来，这些岗位稳定性高、待遇好且专业相关性强，更为关键是的，其社会地位偏高。“我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想以后能做一个高校教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坚持考博的。”（M06）除此之外，研究发现，博士教育的本质是在持续不断的学术训练中培养与塑造理性人，正是这种专业性的训练使农家子弟逐渐嵌入到学术场域，大多不会在专业领域以外寻求职业。“我学这个专业好多年了，我除了这个什么都不会。再说，我也没想过做别的。”（W01）对于这些秉承学业至上理念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来说，“本分”地从事所属领域的研究获得更多的制度性认可是最切实的发展方向。沿此发展，他们会在职业发展中蜕变为学术领域中的“新贵”，承担专业研究领域中“守门人”的角色。

其三，实现自我价值是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终极性追求。随着教育实现阶层流动功能的弱化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个体意识到接受高层次教育不是个体寻求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但是，对于这些通过自身努力学习走向学术塔尖的农家博士子弟来说，他们能更理智权衡受教育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也能够使自身在学术领域中创造可见的价值。此外，这些农家初代博士生学术研究的兴趣多少受其生活经历的影响，表现出对乡村、对家乡、对民族的特殊情感。其中两位来自民族地区的受访者均提到，自己未来将回归家乡或者是在民族教育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我现在做的还是以导师研究方向为主，不过，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做一些自己感兴趣（民族教育）的东西。”（W07）在学术追求上，农家子弟更多地表现出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满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更希冀能够通过对所属学科领域中具体问题的系统研究，积累自身的资本获得更有力的话语权，最终实现自身学术思想的认同与传播。

三、结论与启示

学术突围力、学术韧性、学术自信力、场域共振与阶层跃迁期望五个主范畴对于农家子弟选择读博具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探索性地构建了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模型。该模型涵盖“外在推力—内在动力—牵引力”三大模块，涉及到农家子弟所拥有的底层文化资本在选择读博时提供的内在动力，所处的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场域的同频共振为其提供的外在推力以及实现阶层跃迁期望所产生的有效牵引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并运用了程猛等人的底层文化资本理论，且对底层文化资本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底层文化资本”是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群体在自身实践场域中所生成的一种“文化资本”[18]，这种文化资本虽生发于底层，但并非只是在底层场域才会发挥作用，在跃迁至精英文化场域后，它也同样能够发挥出竞争的优势，具有文化资本的普遍性。总之，我们不能忽视农家子弟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不利地位，但也不能忽视他们在面对不利处境时的能动性作用，且他们所获得的文化资本并非只有场域界限，其中还内隐着巨大的能量。此外，研究結合所得模型与多数访谈者所提到的共性问题提出建议，旨在保障他们在高等教育场域中享有尽可能多资本积累的机会。

首先，改善农村家庭出身研究生群体的科研窘境，引导其持续释放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研究中，多数农家子弟对自身所处的科研环境感到满意，但在高效利用科研资源上表现出不自信。为此，结合教育学的学科特点及农家子弟学业实际，研究认为，一方面，通过构建专门化学术交流的平台，鼓励他们与同辈开展思想的交流。“怯于表达的羞耻”是农家子弟进入精英文化场域的普遍状态，为改善上述状况，学院或所属研究团队可专门为其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给他们提供沟通的机会和表现的舞台。另一方面，引导农家子弟根据自身兴趣开展学术研究，鼓励他们关注现实的乡村教育。“出生在乡村、成长在乡村”是这些农家子弟最宝贵的财富，他们是中国乡村教育变革的亲历者，也是当下的研究者。引导他们关注与解决乡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远比从未进入该场域的城市精英更有可塑性。

其次，健全与优化研究生奖助体系，切实缓解农家子弟攀登学术高峰的经济压力。研究中，多数农家子弟表示自己办理过助学贷款或是申请过助学金，这些资助对于保障其基本生活大有裨益。结合国家现行研究生教育资助政策及农家子弟求学的现实状况，研究认为：一方面，对于研究生阶段家庭贫困的农村子女可以继续实行免学费政策。2013年，研究生教育进入全面收费阶段。这对想要获得研究生教育的农家子弟而言，无疑是一道阻碍。即便政府增加了资助力度，但入学前高额的学费乃至助学贷款，仍是普通农村家庭的重担。另一方面，设置多元化的奖助标准，对家庭困难的农村子女予以政策倾斜。在学术场域中，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成为个体能否获得奖励的重要指标。但是，农家子弟作为学术场域中的“初入者”，尚不能短时间内掌握竞争规则，由此发展，就会产生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尽管在研究中，多数受访者提到自己能够做到经济独立，但经济资本的薄弱势必会限制其研究领域，不利其长远发展。

最后，实施多样化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确保农家子弟享有相对公平的竞争力。研究中，多数访谈者提到现行的博士招生选拔制度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生源的质量，反倒容易造成对资本薄弱者不公平对待。结合博士生招生选拔的初衷及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意愿，研究认为：其一，对于人文社科类专业来讲，在适当增加直博比例的基础上，实行“申请”制与普通招考并行的招生制度。对于具有浓厚研究兴趣的农家子弟来说，可酌情予以（本）硕博连读等长线从事研究的机会；
对于外语能力、表达能力欠佳但研究能力较好的农家子弟，可以实行与“申请”制相补充的普通招考制度。其二，有效关注个体学术能力，合理设置“申请”条件。对于具有良好学术能力但社会资本薄弱的农家子弟来说，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将是最有力的“流动凭证”。其三，合理分配研究经历、研究成果、综合能力等要素之间的比重，在确保基本学术能力的同时增强对抗压能力的考量。面对诸多现实挑战，强大的抗压能力和稳健的心态是每一个博士生，特别是农村家庭出身的博士研究生最首要具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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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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