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冯霞 简智荣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社会稳定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整合、认同构建、社会治理三方面制度安排。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历来在这三个维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统一战线具有政治整合机制，以广泛吸纳和畅通渠道实现各群体的有序政治参与，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具有认同构建机制，通过意识形态引领和良性政治文化塑造凝聚思想共识，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统一战线具有社会治理机制，通过资源汲取和资源赋予化解社会冲突，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通过政治整合、认同构建、社会治理机制，有效避免了现代化中的政治失序、价值冲突、社会动荡陷阱，实现了长期社会稳定，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之治；
两大奇迹；
社会长期稳定；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3-0025-11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来看，阿拉伯国家经历“阿拉伯之春”冲击，国内反复出现政局动荡、社会恶化［ ］；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政治暴力、城市暴力此起彼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实现的社会长期稳定特别难得。对现代化中的社会动荡问题，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已经做了诸多研究。阿普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人类事务变得日益复杂的过程”［ ］，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意味着“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乱”［ ］。对于如何化解现代化中的不稳定性，西方学者认为关键是“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6］49，提高“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7］60。

正因现代化的快速变化极易带来不稳定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2014年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做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工作。”［ ］2017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9］471。2022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将社会长期稳定视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性有利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并通过“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等制度健全来维护社会稳定［1］52-54。这些重要论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以及从凝聚人心、社会治理、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实现社会稳定。

国内学界对中国如何实现社会稳定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社会稳定的五大阐释路径。一是基于中国现代化中的协商要素，认为中国具有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利益协商机制，实现了集体利益和集体共识的良性互动，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
中国式现代化贯穿着商量思维，体现为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形成团结政治［ ］。二是基于中国政党制度，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为价值导向的［ ］，发挥着政治吸纳、民主参与和凝聚共识的作用，为中国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基于制度和治理的动态调适，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现代化新变化，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迁在“秩序与活力”间寻求平衡点［ ］，化解了现代化产生的矛盾冲突［ ］；
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保持开放性的学习型政党，不断更新政治体制以适应现代化进程［ ］。四是基于现代化中的政治吸纳和政治参与的畅通，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吸纳新阶层，从而实现较为充分的政治整合［ ］；
中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民主化，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及时化解可能的不稳定因素［ ］。五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秩序供给，认为现代化中的社会稳定有赖于高水平的制度化建设、强大政府和有力政党［ ］；
党践行初心使命以及中国之治的优势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
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主导、明晰的经济产权界定、公平正义的法治、对社会利益的协调实现了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秩序［ ］。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稳定的重要论述，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创造，就制度机制而言在于政治整合、认同构建和社会治理三个维度的共同发力。既有研究的阐释路径二、四侧重制度上的政治吸纳与政治参与，支撑了政治整合维度。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实际上也导向这一维度。阐释路径一侧重凝聚共识，支撑了认同构建维度。阐释路径三、五侧重治理动态调适对矛盾冲突的化解，支撑了社会治理维度。既有研究大多止步于整体因果关系的探讨，未能更具体地分析形成这种因果关系的制度安排，如政法委、统一战线、政协、人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一些研究虽关注到了制度层面，但未能具体揭示其中的作用机制，留下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从统一战线角度入手能够拓展既有研究。一方面，统一战线虽非实现社会稳定的全部制度内容，但是其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制度安排，“统一战线能够在政治上凝聚人心、治理中凝聚力量”［ ］；
“统一战线对中国多元化社會进行政治整合，形成了合作型政治”［ ］。这些理论观点都表明统一战线及其相关制度机制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统一战线在实现团结和稳定中的巨大作用。在2022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他强调统一战线在新时代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为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伟力”；
“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39。这些观点表明，统一战线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整合、认同构建、社会治理三方面制度安排。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历来在这三个维度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本文从统一战线角度入手，具体分析其如何通过政治整合、认同构建和社会治理等制度机制运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本文提出统一战线维护社会稳定的分析框架，包括三方面。其一，统一战线具有政治整合机制，能够有效吸纳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各类社会政治力量，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发挥着广泛的利益代表和利益协商整合作用，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其二，统一战线具有认同构建机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为引领，对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多元价值观进行引领和整合，并形成以合作协商为导向的良性政治文化，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其三，统一战线具有社会治理机制，基于对各界的广泛联系，能够有效调动整合各界资源投入社会治理，在现实治理当中及时消弭社会冲突和危机动荡，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

二、政治整合机制：统一战线实现有序政治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力量，理顺复杂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从而维护政治大局安定团结，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内含政治整合机制，通过广泛的政治吸纳与参与渠道的畅通，实现对各界社会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保证政治秩序。此种整合主要通过统一战线的制度、组织和活动形态实现。

（一）以广泛吸纳实现有序参与

政治吸纳表现为政治体系对社会的吸纳。统一战线所发挥的政治吸纳功能是一种“合作型吸纳”［ ］，通过统一战线体系内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制度安排，通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群团组织等组织形式，党和国家实现对各界群体的吸纳与整合。具体来看，统一战线通过宏观、中观到微观层次的运作，从制度形态、组织形态、活动形态三个层面实现全面广泛的政治吸纳，对党和国家的吸纳渠道构成了重要补充。

一是从宏观层面通过统战制度体系及其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官方性、制度性政治吸纳。这种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一个多层次、跨部门的完整制度体系，包含着自中央到基层的各层级政治协商、民主党派建设、民主党派参政等众多更为具体的制度。其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事务是统战工作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统一战线密切相关。这一制度在坚持党和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赋予少数民族群体以广泛的自治权，吸纳少数民族群体参与政治体系。其三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秉持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通过自治制度、选举制度以及中央的全面管治权等，为港澳台同胞和广大爱国人士提供了政治参与空间。相对健全的制度化建设使中国避免陷入西方民族冲突、种族冲突等政治乱局中，保持了社会稳定。

二是从中观层面通过人民团体、群众团体等组织形态，实现政治性、组织性政治吸纳。人民团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属于党的外围组织，但又具备一定的复合性。它一方面作为准政府机构管理相关社会群体，另一方面又作为非政府组织而受政府管理，其政治性高于一般社会组织［ ］。宪法规定人民团体是愛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人民团体由包括青联、台联、妇联、侨联、工商联、共青团、工会、科协等在内的团体组成。此外统一战线框架下还存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宋庆龄基金会、欧美同学会等群众团体。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覆盖各个社会领域，为党和国家实现广泛吸纳、整合各类社会力量提供了重要组织基础。不同于西方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导致政治极化［ ］，中国的群团组织实现了广泛的利益代表。

三是从微观层面通过日常的统战活动，实现非正式性、活动性政治吸纳。相比制度形态和组织形态，活动形态无疑更为常态化，也更具有灵活性、艺术性。它表明统一战线所实现的吸纳不仅是一种制度化、组织化吸纳，更是一种情感性吸纳。统一战线的这种情感功能对于实现社会团结尤为重要。统一战线情感功能实现的特点在于持续性和微观性，依托日常一系列活动形态与党外人士展开沟通交流，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构筑日常交往共识。这是一种政治性和社会性相交织的活动形态。这些活动形态的具体形式分为一对一联络和集体活动两种：一对一联络更具有日常性，集体活动主要有学习会、交流会、宣讲会等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寓政治性于社会性交往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出共同的政治认同、和谐式政治交往、民主式政治表达，从而实现对党外人士的情感团结。

统一战线通过对各界社会政治力量的合作型吸纳，塑造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实现了对不同社会力量的整合。同时在政治吸纳中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了对各界社会政治力量的有机团结。这有效降低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爆发冲突的潜在风险，大大夯实社会稳定的根基。

（二）以畅通渠道实现有序参与

参与的畅通与反馈是吸纳的动态化与深化。统一战线不仅通过政治吸纳实现各类群体的参与权利赋予，也为各阶层各群体提供了畅通的多层次政治参与渠道。这让各阶层各群体在政治互动参与中实现了深度融入。就政治性、制度性程度而言，统一战线体系内含的政治参与渠道具有三个层次。

一是强制度性、强程序法理性、强正式性的制度层次参与。制度参与是一种官方化、体系化表达，这种参与主要包括三方面安排。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依托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党外人士得以实现有序政治参与，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中的参政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其二，遍布各个层级和领域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为各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参与渠道。协商增进共识、减少冲突，实现政治局面安定团结。其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等为少数民族群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爱国人士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渠道。这些群体以此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方针政策制定。

二是次政治性、弱制度性、弱程序性的组织层次参与。组织参与处于政治体系和社会的中介环节，发挥着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集成作用，主要通过各领域人民团体来实现。人民团体是党联系特定社会群体的组织载体和社会空间，也是各类群体表达利益诉求、实现政治偏好的制度化平台。它们介于党和社会之间，可以实现党群之间的有效沟通、协商、协调、平衡［29］。这些人民团体大部分都建立了从中央到乡村的完整组织结构，能够把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渠道传达到上层权力系统。另一方面，它们广泛覆盖经济社会各界，类型众多、联系广泛，实现了表达渠道广泛性。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八大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数量已达800余万个。庞大且覆盖广泛的人民团体的有效运行，为各界群体利益表达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是非正式化、日常化、情感化的个体统战工作层次参与。其工作渠道偏向一种个体性、个性化的参与，能够实现诉求表达的民主化、和谐化、灵活化，充分体现在统战工作的“联谊交友”方式上。它实质上是依托社会关系网络，寓相对正式、严肃的政治性表达于社会交往、日常对话之中，通过形式的日常化、社交化而使政治体系柔性化，通过统战工作者的工作艺术补充制度和组织的参与效能，从而使参与机制更为健全。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和情感功能的实现在统战工作中具有核心地位。它们一方面依赖于统战工作者的个人社会网络和个人工作艺术，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增进情感和社交联络的一系列活动形式，如日常的线上沟通联络、线下登门拜访、重大事项通报等。统战工作者需要同时兼顾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既在现有社会网络中加深情感实现，又不断拓宽联络面。

通过统一战线畅通参与渠道，社会政治各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被党政系统吸收，为实现各界群体的利益向国家意志转化提供合法渠道。这有效避免了不同社会力量可能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对抗，体现中国的合作型、团结型政治特征［25］，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渠道团结其他政治主体参与国家治理，使各界人士对国家事务和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务提出意见、参与决策和进行监督，实现了对不同社会力量的团结。

三、认同构建机制：统一战线凝聚思想共识

随着现代化发展而滋生的新价值理念，外部输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等，对我国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在多元化思想场域中，构建集体认同、凝聚思想共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 ］140从统一战线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具有思想政治引领、凝心聚力等作用，能够凝聚思想共识，实现思想团结。这主要通过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引领和良性政治文化塑造实现。

（一）意识形态引领维护思想团结

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清醒认识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种主义之间的斗争。统一战线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应对百年变局、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途径，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统一战线通过教育与斗争两种方法实现认同构建，达成社会稳定。

一是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意识形态建设内在地包含建设和斗争两个维度，教育则属于建设维度。这一维度又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广度，即需要不断拓展主流意識形态的群体覆盖面，不断扩大意识形态阵地；
另一方面是深度，即需要推动现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受众不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把握与运用，增强意识形态斗争能力。就教育的广度而言，按统一战线的同心圆格局，它主要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受众乃至持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这部分群体缺乏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背景和信念认同，要想争取这部分群体的认同就不能只进行简单的政治灌输，必须采用更灵活多样的跨界性教育手段。所谓跨界性就是用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活动教育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对民营经济人士采用感恩回报社会树典型、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就教育的深度而言，它主要针对统一战线同心圆的圆心和次圆心群体，目标在于增强理论素养和斗争能力。教育方式主要是结合党的方针、政策、先进理论进行理论学习，在统战工作中进行理论运用，相关形式包括座谈会、学习会等。

二是对错误意识形态的批判斗争。错误意识形态主要指西方渗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内存在的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思潮，这部分内容属于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斗争对象。西方借学术活动和政治宣传等名义传播所谓“宪政”“三权分立”等政治理念。对此，统一战线通过现实的协商民主实践为社会主义民主正名，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宣传，与民主党派成员的沟通对话，揭露西式民主扎根于西方政治传统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实质，引领民主党派成员和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价值，塑造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共识。面对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威胁，加强民族宗教领域的统战工作，与民族宗教界人士保持友好联系沟通，不断深化民族团结意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塑造民族宗教界的社会主义共识。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去意识形态化、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外知识分子、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日益隐蔽的渗透，统一战线要重点加强意识形态引导，增强他们的组织归属感、政治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

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对错误意识形态的斗争，统一战线从正反两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宗教、政党、阶层等各群体可能产生的新价值观念和政治价值进行疏导和引领，确保将他们整合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当中，保证思想上的团结，为社会稳定提供思想保障。

（二）良性政治文化塑造维护思想团结

统一战线培育出了合作型政治文化，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合作型政治。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其作用在于为政治系统赋予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 ］。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自建党以来就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强调团结、协商的合作型政治文化，潜移默化影响广大成员，规范成员的政治行为，并进一步内化为成员的政治意识、心理、价值等。合作型政治文化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

一是赋予政治参与者以合作团结的政治价值。与西方竞争型政治下强调竞争与制衡的政治文化不同，统一战线代表的是合作型政治，统战实践中塑造的价值是团结、和谐取向的政治价值。在宏观与中观的制度化、组织化运作中，统一战线形塑新型政党关系和协商民主氛围，通过合作型政治参与训练，将共识、合作、共赢、协商等政治价值内化入政治参与主体的思维方式当中。不同社会力量在政治参与时注重合作协商、寻求共识，不仅承认社会主体的多元化，而且认为多元主体之间完全可以合作，通过有效的协商过程寻求共识，维护共同的政治认同和公共利益。这与西方治理中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相互否定、相互僵持，从而导致治理低效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中国之治是一种合作团结之治。在微观层面的统战工作当中，统一战线在日常交往中内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团结各界人士，实现社会稳定。在这一实践中，统战工作并非简单僵硬的灌输，而是注重平等对话、引导，形成和谐、平等的政治文化，促进各界人士政治参与中和谐情感的实现。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各类协商机制的运行，我国的不同社会力量在政治参与中都得以分享共识，保持团结合作，避免陷入西方的对抗型政治当中，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是规范政治行为，促进各方的团结合作。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来看，那些陷入动荡的国家往往都缺乏群体间的共识结构，在族群对抗、群体分裂当中无法自拔、撕裂社会。共识结构的意义在于协调群体的行为冲突，规范群体的行为方式。统一战线蕴含的政治价值潜移默化影响政治参与的主体，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这些政治价值是不同社会力量所共同具有的共识结构，逐渐成为采取政治行动的既定背景和信念基础，塑造着政治主体的行为。我国政党政治受协商、秩序、合作等政治价值规范，形成了坚持共产党统一领导、各方通力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各方注重协商，寻求共识。反观西方，竞争、制衡的政治价值形成政党相互倾轧乃至相互僵持的低效政治行为。基于和谐、平等、统一等政治价值规范，我国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避免了西方一些国家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泛滥问题。宗教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与巩固了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消除了宗教压迫、宗教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种种危害。在阶层关系上，我国吸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国家治理，形成注重协商、合作、团结的良好社会参与氛围。反观西方，阶层区隔日益严重，贫富差距背景下政治参与往往成为资本的权利，公共领域萎缩，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堪忧［ ］。

政治价值和政治行动是相互塑造的关系，政治价值在政治行动中不断被建构和再建构，而建构出的政治价值也在不断规范着政治行为。统战实践中形成的以民主、和谐、团结为核心的统战文化对政治主体的团结发挥巨大作用，而这种团结性的政治参与又能不断再生产出团结性政治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有助于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

四、社会治理机制：统一战线化解社会冲突

资源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问题。资源直接关涉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实现政治整合和认同构建同样离不开特定资源支撑。实现科学的资源配置是统一战线社会治理机制的核心，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基础。从统一战线视角来看，统一战线具有人才荟萃、联系广泛、资源密集的优势，具备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和广泛的资源调配渠道，在化解社会冲突当中能够提供有力资源支撑。统一战线通过资源汲取和资源赋予参与社会治理，解决现代化中产生的社会冲突和重大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在共治共建共商中实现不同社会力量的整合，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资源汲取为社会冲突治理提供基本前提

统一战线主要向各界汲取物质资源、组织资源、智力资源。它不是面向全部民众，而是主要面向统一战线中的党外代表人士。统一战线成员的特点是他们都为各自领域佼佼者，具备较为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向党政系统建言献策，也可以发挥自身社会资本优势，筹措物质资源、调动组织人力。统一战线资源汲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物质资源筹措。作为政治联盟，经济功能并非统一战线主要方面，统一战线在常态化形势下并不会主动筹措物质资源。但是，任何组织的运转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资源，统一战线的各构成群体都具备一定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物质筹措能力，在诸如新冠疫情等危机状态下能够辅助党委、政府进行物资筹措。统一战线一方面因其作为政治联盟，资源触角遍及社会各界，能够更为广泛地获取各界资源；
另一方面因其成员本身为各界杰出人士，具备较为雄厚的经济能力和社会网络，能够提供资金和渠道支持，因而可以实现较为有效的物资筹措。物资筹措方式一种是基于自身經济实力，生产或购买物资进行捐赠；
另一种是基于自身社会资本，向外部联络其他经济力量。统一战线具备的经济资源和延伸的物资汲取是其维护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石。

二是组织资源调动。统一战线是联合性质的组织，其成员遍及各界，由民主党派、工商联、宗教团体、华侨联谊会等各类组织形式将各界成员充分组织起来，从而具备更强的组织效能。与行政组织相比，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多为联合性质，并非行政机构，其内部强制性和科层化程度相对较低，因而运作更为灵活；
与民间组织相比，统一战线的内部成员多为各界精英，成员素质高、政治意识强，组织架构也相对更为完善，因而具备更强的行动能力。基于联合性质，统一战线对组织资源的调动也并非一种行政命令，更偏向于一种带有政治性约束的倡议与号召。统一战线所拥有的丰富组织资源一方面提供了维系社会政治各界团结稳定的组织人力基础，另一方面本身也是对各界的一种组织整合，实现了界域内的团结。强大的组织能力是中国之治区别于西方之乱的突出优势，发达的组织体系提供了社会治理的充足组织资源，为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组织基础［ ］。

三是智力资源供给。统一战线成员就其所属职业类型来看，包括党外知识分子、企业家、社会工作者等，皆为各自领域的精英人士，具备较强专业能力和较高知识素养，往往能提供各自领域内的专业见解，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通过统一战线平台的集成，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得以汇集，建言献策。集思广益正是智力资源汲取的关键所在。智力资源供给的途径分为主动建言和政府问策。主动建言依托于上述论及的政治吸纳与表达渠道，通过政治协商制度、统战部门等，就相关大政方针、法律法规、民生政策等问题提供本领域专业见解。政府问策则是发挥统一战线具有的智库功能。面对重大决策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坚持民主决策，通过统战部门向相关领域专业人士或利益相关方征询意见，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二）资源赋予为社会冲突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资源汲取机制充分利用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优势，汲取这一政治联盟中丰富的物质、组织、智力资源，为社会稳定提供重要现实基础。资源汲取最终是为了将整合的资源投入社会治理当中，直接作用于社会稳定的实现，这就形成了统一战线的资源赋予机制。这一机制利用统一战线丰富的物质、组织、智力资源投入治理场域：一方面各界力量共建共商共治，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增进社会团结［24］；
另一方面实现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沟通，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党群、政群关系和谐。统一战线通过资源赋予机制参与治理，促进社会稳定，主要涵盖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实现不同社会力量在治理中的集成和参与。广大成员在统一战线汇集下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共治共商共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各类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统一战线可以为这些社会组织群体提供重要平台，实现不同主体的集成和共同参与。统一战线通过资源赋予为社会稳定贡献力量。其一，统一战线利用资源丰富、联络广泛、人才荟萃的优势，参与治理、建言献策，为社会治理注入丰富的物质、组织、智力资源，提升治理效能，更好满足各类群体的需求，维持社会稳定。其二，统一战线发挥团结和联合的作用，将制度框架内的各种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以及政协、各种统战性人民团体与社会团体等组织平台资源赋予各类治理情境，充当调解者、沟通者和协调者，化解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其三，统一战线将不同社会力量集成和投入治理，这是一个共同的资源赋予过程。不同社会力量内部所进行的协商和沟通也促进了它们之间的整合，对社会稳定产生作用。

第二个层面是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沟通联系。维护社会稳定不仅需要不同社会力量之间进行协调整合，还需协调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党群、政群关系和谐。以统一战线平台为纽带，可以较好实现国家与社会各界的双向沟通联系。资源赋予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向社会贯徹国家意志、整合社会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各界向国家表达诉求以及对国家和社会合理划界的过程。统一战线通过两方面的资源赋予为社会稳定贡献力量。其一，统一战线的资源赋予过程是一个引导的过程。统一战线的资源赋予是在党委领导下，以社会治理、问题解决为导向，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资源赋予的过程其实也是国家依托统一战线平台整合各界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过程，是国家对社会各界贯彻意志的过程。其二，统一战线的资源赋予过程是一个治理的过程。治理不是单方面的行政执行，而是多主体、双方面的沟通和协商。资源赋予体现国家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是社会诉求向上表达的结果。资源赋予也体现出治理中党引领下的不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导向，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划界，既发挥党的引领统合作用，又避免行政力量过多干涉导致的国家与社会冲突，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通过政治整合、认同构建、社会治理机制，有效避免了现代化中的政治失序、价值冲突、社会动荡陷阱，实现了长期社会稳定，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统一战线促进社会稳定过程中，形成了与西方竞争型政治截然不同的合作型政治，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价值取向，丰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以统一战线视角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是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还包括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社会稳定是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和社会根基。社会稳定的实现有赖于建立包容性、开放性的制度体系，能够根据现代化形势保持动态调适，实现对社会的广泛吸纳整合；
也有赖于凝聚出共同的价值认同，夯实国家统一、社会大局稳定的思想基础；
更有赖于建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执政根基扎牢在基层。二是中国之治是协商合作之治、以人民为中心之治。西方的治理实践教训表明，政治上的相互竞争、相互制衡、零和博弈，带来的是治理低效、政治极化、国家内耗，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中国之治是秉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之治，立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达成政治主体间的合作，实现了高效的国家治理，为其他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树立了治理典范。三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基所在。协商合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统一战线开放包容的政治整合，社会治理的高效组织动员等，都根源于社会主义逻辑超越了资本逻辑下的零和博弈、个体孤立、工具理性等局限，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使人民凝聚成自觉的历史主体，能动地创造自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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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静阳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3.003

作者简介：冯霞，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简智荣，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党百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20AZD110）；
福建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我为建设新福建献良策”（统一战线专项）课题“统一战线视域下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研究”（JAT22003）

引用格式：冯霞，简智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统一战线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3）：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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