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婚恋剧之定情信物鉴赏

张委委 彭洁莹

内容摘要：元杂剧婚恋剧中，定情信物作为忠贞爱情的见证，以其独特的内涵与意义在塑造立体的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预示大团圆结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定情信物在剧中的选择与使用，体现了元代文人及女性逐渐觉醒的反叛意识，是中国古代传统婚恋观的一次重要突破；
另一方面，定情信物并没有摆脱古代聘礼的桎梏，剧作家追求的婚恋自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元杂剧 婚恋剧 定情信物

元杂剧中的婚恋剧往往描写大家闺秀与才高八斗但家道中落的书生一见倾心，便以定情信物为证，暗约私期，突破封建家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重重阻隔，喜获团圆结局。剧情一波三折，升腾跌宕，将现实主义的枝蔓与浪漫主义情怀完美融合，极具艺术感染力。剧中表现佳人大胆追爱的一个常用技巧，便是设置“互赠定情信物盟定终身”的情节，借助定情信物来传情达意，表现女性在面对爱情时的热烈与勇敢。王季思先生所著的《全元戏曲》十二卷是目前收录元杂剧剧本最完备的著作，其收录的前八卷元杂剧剧目中，刻画男女主角赠送定情信物情节的作品统共有七部，分别是：乔吉的《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和《玉箫女两世姻缘》、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贾仲明的《荆楚臣重对玉梳记》、郑光祖的《梅香骗风月翰林月》，以及已经佚名的《玉清庵错送鸳鸯被》和《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剧中涉及的定情信物，有梳子、鸳鸯被、香罗帕、冰蚕织手帕、玉簪和金凤钗、开通元宝、《长相思》词、放进香囊的小诗、鞋子等等。这些信物有比较贵重的珠宝玉石，有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也不乏有女主人公私密的物件。信物虽有随意性，但定情信物材质的变化同时也体现了元朝婚恋观的变迁。人们更少注重物质层面，较少用信物价值的高低来定义情的轻重，而是更加注重精神层面，即两人之间的情感。从赠送关系来看，女主人公赠与男主人公定情信物以情定终身的情况居多，当然也有双方互赠定情信物的情节出现，这代表了更高级的爱情，那便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定情信物作为戏曲表演舞台道具，包含了独特的美学价值，在剧本的整体结构中起连接作用，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同时也承载着元朝戏曲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丰富了戏剧情节的艺术性，增强了戏剧的舞台效果，而且在承载元人思想感情、呈现元人婚恋观念上也具有特殊的作用。试分析之。

一.定情信物在元杂剧婚恋剧中的作用

（一）塑造人物形象

元杂剧婚恋剧中定情信物的选择与赠送者的人物形象、性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赠送关系来看，也不同程度地昭示着女子的大胆与主动、男子的隐忍与被动，这在中国的传统婚恋文化里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婚恋传统中，男子主动示爱追求心仪的女子是常态，而在元杂剧中却与之背道而驰，在面对向往的爱情时，女子一改其传统的矜持，大胆追爱，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主动赠送男方定情信物表明自己的心意。元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下的王朝，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女性通过纺织业、制作奶制品，经济地位因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而有所提高，进而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所改变，相反，书生文人的地位确实一落千丈。比起以往，面对爱情时，女子有超乎男子的勇敢与坦率。元杂剧《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中，京府尹王辅之女柳眉儿在九龙盛会上与才子韩翃相遇，两人一见钟情，此时柳眉儿并不像传统女子般矜持等待，而是将悬佩在腰间的御赐开元通宝金钱相赠以示心意。将开元通宝作为定情信物从侧面反映了柳眉儿不凡的家世，从小浸润在闺阁教育中长大的柳眉儿怎会不知主动示爱在当时社会的不良影响，却仍然坚持己见，更加显得其性格的难能可贵。果不其然，赠送金钱一事被父亲发现后，柳眉儿被父亲训诫道：“你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相窥，逾垣相从，国人皆贱之。你不学上古烈女，却做下这等勾当。”[1]25虽然这一举动遭到了父辈的呵斥，但展现了柳眉儿敢于挑战世俗眼光、果敢率真的性格特征。定情信物适时的出现让柳眉儿的人物形象随着剧情的发展更加鲜活和饱满，热烈而果敢的女性形象更加入木三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本该主动但望而却步、稍显懦弱的的男主人公韩翃，在柳眉儿赠与金钱作为信物后，故作扭捏态，假装去捡掉落的手帕，再顺便将金钱拾起，嘴里还念叨着：“我则怕人瞧见做风流话把，（做拾帕科） 我这里推拾手帕。”[1]15表现得胆小而怯懦。在金榜题名后面对这桩婚事，为此前金钱掉落谎称先人遗留被拆穿一事所折损的面子而退缩了。从头到尾，韩翃不曾主动过一次，在面对强大且顽固的封建势力时，他一再退缩，畏首畏尾的行为举止展现了其庸懦、胆小的性格。

再如《玉清庵错送鸳鸯被》，剧中尚未许聘而渴望婚姻的大家閨秀李玉英，本以为私会的是债主刘员外，在误打误撞中，与借宿玉清庵的秀才张瑞卿暗生情愫，李玉英羞愧难当的心情在听完张秀才表明心意后完全被快活幸福的心情所替代，对原本迷茫困惑的前途充满信心。张秀才是重情重义之人，既心疼李玉英的不幸的境遇，又不负与李玉英的一夜之情，临别之际，他向李玉英索取信物作为定礼，李玉英便把绣有交颈鸳鸯图案的鸳鸯被赠给张瑞卿，并叮咛他：“休负了心，得官不得官，早些儿回来。”[2]李玉英与刘员外赴会本是在诸多因素下促成的，并非李玉英本意，两人素未谋面，爱情更是无从谈起。李玉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彼此倾心的张秀才，彻底将“慎勿将身轻许人”的告诫忘至九霄云外。相反，张秀才在一夜情之后，仍然有意无意地试探她：“我把这鸳鸯被儿铺在床上，我推吃酒去，他见这鸳鸯被自然知道了也。”[2]显得软弱被动。李玉英在面对爱情时忠贞不渝、勇敢无畏性格，流露出的情谊也随着定情信物的出现缓缓流淌。

（二）推动情节发展

清代曲论家李渔在其著作《闲情偶寄·词曲部》中强调了结构在文本创作中的重要性，“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阵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3]定情信物作为剧作家精心设计的道具，定情信物始终牵引着剧情的发展，恰到好处地烘托氛围，激化矛盾，无形中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在《王月英元夜留鞋记》中，王月英与郭华相约于正月十五月圆之夜，不曾料想郭华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如期赴会。王月英只好用香罗帕包裹着一只绣花鞋放置郭华手中，表明自己已经来过，传达自己的心意。酒醒后的郭华看着那绣花鞋，追悔莫及，一口将香罗帕吞入喉中，气绝身亡。王元英本想留下绣花鞋寄信物传情，郭华却因此撒手人寰，但信物的出现却直接扭转了剧情，由喜转悲。命案一出，香罗帕的主人王月英被传唤呈堂供证，不慎弄巧成拙的王月英悲痛欲绝，当她发现郭华口角露出的手帕时，轻轻一扯将手帕取出，猛地听见微微气喘声，郭华年寿未尽，死而复生，两人相拥流下热泪，包公见状做了个顺水人情判两人结为夫妻，了却一段姻缘。剧情升腾跌宕、曲折离奇，“手帕”再次成为关键，推动故事向团圆结局发展。信物的出现，不仅传承载着王月英沉甸甸的爱意，同时也牵动着剧情的发展，贯穿于复杂的剧情中，让故事的发展更加生动自然，更具传奇色彩。

在《玉簫女两世姻缘》中，剧作家也借助定情信物做了精巧的构思，使得剧情发展得顺理成章，自然不生硬。该剧作中缠绕了生与死两条线，作家正是巧妙利用了韩玉箫送给韦皋的定情信物，即韩玉箫的自画像，将两条平行时空的线交错，两个玉箫才能在现实中合二为一，为剧情增加了更多的矛盾冲突，让整个故事行云流水。这幅自画像可谓是关节般的存在，连结着人物与剧情，支撑起了整个故事的框架，让剧情走向团圆美好。

由此可见，定情信物的精巧设计是情节顺利展开的重要法宝。元杂剧婚恋剧之所以精彩且扣人心弦，是因为剧情的跌宕起伏牵引着观众的心，而曲折的剧情则需要定情信物这一纽带，贯穿全文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预示团圆结局

元代是我国戏曲艺术发展的蓬勃兴盛时期，因儒家传统的影响与民族审美等历史因素，元代戏曲的审美观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尚圆”文化应运而生。在元杂剧婚恋作品中，涉及定情信物的元杂剧均以大团圆作结。定情信物大多是在男女主人公相恋而无法相守的情况下出现的，用以确定心意及别离后再团聚的凭据。大部分婚恋剧，因为封建势力的阻碍和父母之辈的固执己见，相爱的男女并不能顺利地有情人终成眷属，往往需要经历天各一方，几经辗转才能收获重逢的喜悦，因此定情信物的出现，意味着相逢和团圆。在《荆楚臣重对玉梳记》中，顾玉香与荆楚臣相爱不能相守，分手之际折断玉梳，各持一半。两人分开后李玉香抵死不从富商柳茂英，逃出勾栏，踏上寻找荆楚臣的京师之路，途中被柳茂英拦截，幸得应试高中的荆楚臣及时相救，两人才再次重逢，喜结连理，原本折断的玉梳终得璧合。《对玉梳》之名亦是作者的巧思，取“破镜重圆”之意，折断玉梳，一人一半，天各一方，玉梳偶合，即破镜重圆，预示着重新团圆的欢喜结局，剧作家对定情信物的选择可谓用心良苦。

再如《鸳鸯被》中，李玉英和张瑞卿因一夜情误打误撞遇见爱情，李玉英将鸳鸯被相送爱人，既作定情的信物，又作今后团圆的凭据。这被褥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象征着成双成对的鸳鸯刺绣，剧作家选择“被子”和“鸳鸯”两个元素，巧妙利用“一辈子”的谐音，巧取“成双成对”、“双宿双飞”之意，既表达李玉英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亦暗示爱情终将结得硕果，喜迎团圆。《王月英元夜留鞋记》中绣花鞋的选择，也是取“谐”之意，即和谐团圆的寓意，预示着美好团圆的结局。

二.元杂剧中婚恋剧之定情信物传达的时代意义

（一）反叛意识的觉醒

元杂剧婚恋剧中，闺阁出身的女主人公们不约而同选择了背离传统，主动赠送定情信物，追求爱情，刻画了一个个果敢热烈的女性形象，上演了一幕幕对抗封建礼教的场景，显示了元代女性反叛意识的觉醒，也是文人反叛意识的觉醒。

受“学而优则仕”儒家思想影响，修齐治平、功成名就成为世人的追求，君子淑女、才子佳人便是读书人心目中的完美爱情。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为才子佳人模式在元代婚恋剧中的运用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给出身贫寒的文人脱离底层社会开拓了晋升之路，但元代科举制度之废达八十余年，阻断了文人的求仕之路。与此同时，元蒙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汉文人地位不断下降，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巨大反差让元代的读书人对前代文士的命运艳羡不已，只能将此种理想嫁接到剧作中，以求得家国情怀的实现，寻得精神上的慰藉。在元杂剧的婚恋剧中，“才子”身份虽然低微，但才华八斗，凭借出众的才华连连中举，并能获得“佳人”钟情，成就一段佳话，以剧中理想来弥补现实中的遗憾。元代文人地位一落千丈，少数民族统治下思想相对宽松，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等种种社会文化因素，造就了女性在面对爱情婚姻时的坦率与叛逆，与男性的懦弱胆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学作品往往是文人对现实改造后的产物，剧作家背离传统，在剧中放飞女性，不断挑战所谓的“三纲五常”、“门当户对”，借用女性的反叛与主动，扭转与现实中同样的困境，袒露对现实的不满，隐晦地表现着内心对功成名就、成家立业的美好憧憬。

（二）婚恋自由的局限性

定情信物在元杂剧中不仅对情节有穿针引线的作用，也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传递着作者对爱情、婚姻的思考。从剧中清一色的大团圆结局，可见剧作家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侧面反映现实生活中大多数自由爱情有花无果、无疾而终，以信物定情的方式传情究其根本是传统封建礼教的制约。

中国古代缔结姻缘需遵从“六礼”规范，只有符合“六礼”的规范，女方收下男方的聘礼，才算是传统意义上被认可的有效婚姻。接受聘礼意味着男女双方有所归属，婚姻大事尘埃落定。受“六礼”传统婚恋文化的影响，戏曲中男女双方越过父母，私定终身时采取了和下聘礼相似的方式去确定终身大事，即赠予定情信物，即使定情信物与聘礼在当时的认可程度与规模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但是相似的定情方式意味着男女双方的思维仍然受限于传统的“六礼”文化中。定情信物选择的是美满团圆的象征，但这就像一份契约，拴住了向往自由恋爱的彼此。如《 梅香》中，男女主人公从小便定下娃娃亲，以信物“玉带”为证，将两人命运牢牢拴在一起，无论何时，都要担起这份责任，守好这桩婚姻。再如《对玉梳》中顾玉香折断玉梳，与荆楚臣各执一半，原因是“我将这玉梳呵，分两下有因由，则怕你撇咱脑后，似破镜合妆楼。”[1]438顾玉香希望在两人天各一方时，荆楚臣看到玉梳能时刻想起自己，时刻提醒他是个有家室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定当衷心不负。

总而言之，定情信物在元杂剧中的恰当选择与适时出现，不仅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预示团圆结局的作用，同时也是串联整个故事情节的关键节点，让情节增添了更多可能性，剧情走向也愈发清晰明朗。代表着美好、圆满的定情信物，背后隐藏着六礼文化下道不明的悲哀。虽然元杂剧婚恋剧的创作并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婚恋文化思想的禁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面对爱情时不同传统的果敢与热烈，是中国古代传统婚恋观的一次重要突破。定情信物没有摆脱聘礼的桎梏，以契约形式栓住暂时无法相守的两人，在走向追寻自由爱情的道路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明）臧晋叔元曲选（第二版）［M］.中华书局，1989．

[2]王季思全元戏曲：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30

[3]（明）李渔.闲情偶记［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23

基金项目：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粤教高函〔2020〕19号）、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教高厅函〔2022〕14号）、广东省课程思政建设改革示范团队-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粤教高函〔2021〕4号）.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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