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江型铜鼓研究综述

摘要：铜鼓是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打击乐器，在粤、桂、滇、黔、川、湘、琼等地均有发现，每个省份的铜鼓形制和纹饰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根据铜鼓的发现区域对铜鼓进行分类和命名，现主要包括八个类型。因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矮扁体型铜鼓，其形制纹饰极具代表性，据此得名麻江型铜鼓。麻江型铜鼓承载着丰富的科学文化信息，无论是其浇铸技术，还是其鼓身上的纹饰，抑或是其发出的音色特征，都值得加以考究。目前，對于麻江型铜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后续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铜鼓；
纹饰；
乐理；
浇铸；
研究

一、关于铜鼓的记载及研究发展

古代麻江型铜鼓主要流行于南宋初期至清朝末年，至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在使用这种打击乐器。铜鼓在历史古籍中有着较为丰富的记载，最早的记载可见于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当中提到：“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1]可知，铜鼓最早与骑兵征战有着密切的关联。南宋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提到：“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可见其做工精美，纹饰讲究。除此之外，该古籍对铜鼓另描述道：“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2]由此可知，铜鼓应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产物。再者，从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3]有关描述，可见铜鼓在广西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并且可推测铜鼓不仅在生活中发挥着实际作用，还用作陪葬品随墓主埋于地下。《浔州府志》中记载道：渔民在捕鱼时意外网获一面铜鼓，同日耕地时又发现了一面。胡南藩在《铜鼓滩》中写道：“铜鼓何年铸？曾闻跃此滩，渔人抬不得，神物出应滩。”清代金璟《铜鼓记》中记载道：“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叙州府志》中记载：“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坝，嘉庆三年，土人掘获，今置城北师来山元祖庙。”[4]铜鼓在许多地区都有发现，而这些频繁出土铜鼓的地区也常因铜鼓而得名，如铜鼓山、铜鼓岭、铜鼓溪、铜鼓滩和铜鼓村等。

现代意义的麻江型铜鼓较早的记载可见于蒋英《重释麻江型铜鼓发现地——60年前麻江型铜鼓发现地背后的故事》，文章就麻江型铜鼓的出土时间和出土地点展开讨论。学者在行文前期为确定现有记载的可靠性，不仅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梳理，还根据梳理的文献展开田野调查，最后在田野报告中得出“麻江型铜鼓出土于1956年夏季，是为修建麻江谷硐区卫生所时平整地基时发现的”[5]之结论。近现代对铜鼓的研究始于国外学者，郑师许出版于1936年的《铜鼓考略》对铜鼓近现代研究的开端及发展进行了介绍，对我国近现代关于铜鼓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了许多有关铜鼓的研究成果，例如：闻宥的《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铜鼓考》《续铜鼓考》《古铜鼓图录》；
云南省博物馆就该馆馆藏的40面铜鼓的具体信息进行全面梳理和著录；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出版的《中国古代铜鼓》，对古代铜鼓的发现地点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也正是在这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出现了沿用至今的八大类铜鼓的分类概念；
蒋廷瑜在《古代铜鼓通论》中对许多南方少数民族的铜鼓进行了具体描述，其中便包含了不少麻江型铜鼓，之后该学者还与万辅彬、韦丹芳等合作编著了《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一书，将研究范围延伸到铜鼓文化及其传承问题，是铜鼓研究成果方面的进一步突破；
马腾蛟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以麻江型铜鼓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过程、分布情况、形制与纹饰、年代和分期、制作所使用的矿料来源、在少数民族中的使用情况等核心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6]。

铜鼓在古籍中有着较为丰富的记载，并且在许多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关于铜鼓研究，无论文献资料方面还是实物方面，都有着数量足够多且可靠的支撑材料，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不乏其人。其中包括以铜鼓为核心概念展开的综合性研究，也有聚焦于铜鼓某一方面的，如对铜鼓纹饰、铜鼓化学元素、铜鼓乐理、铜鼓浇铸技术等的研究；
或是聚焦某一类型铜鼓，如对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等的研究；
也有方向更加具体的研究，如对麻江型铜鼓纹饰研究、麻江型铜鼓化学元素研究等。

二、关于麻江型铜鼓的纹饰

许多学者对麻江型铜鼓的纹饰进行深入探索，以解读这些包含在图案里的民族文化密码。例如：李伟卿在其著作《铜鼓及其纹饰》中就铜鼓的基础概念进行了逐一阐释，进而围绕铜鼓的纹饰展开深入探讨，着重分析了铜鼓纹饰的内涵寓意。专著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铜鼓的起源、分类、功能、断代等问题的划分标准进行全面介绍；
第二部分主要对纹饰的类型进行梳理和解读，内容涵盖铜鼓纹饰的母体寓意、演变规律、审美价值、文化内涵等，论证了“一元多支，自西向东”的核心观点；
第三部分是附论，这一部分对前两个部分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梳理和补充说明，整理了学界在该方面研究尚待完善的问题。[7]陈丽琼根据早期学者们所作的古代铜鼓数量统计数据，发现麻江型铜鼓的数量在八大类铜鼓中位居首位，而当时未见有其他学者对该类型铜鼓进行专题性研究，因此其便以麻江型铜鼓为研究对象，围绕相关纹饰开展了深入研究。该文以麻江型铜鼓的纹饰特征为核心问题，梳理了有关麻江型铜鼓的断代依据，指出当中存在争议的部分，从而就其纹饰分期、姊妹纹饰之间的关系、佛教纹饰的起源及含义等问题进行逐一阐释。[8]曾跃明选取了一件特殊的麻江型铜鼓为研究对象，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带有蟾蜍纹饰图样的麻江型铜鼓。在该铜鼓发现之前，学界普遍认为麻江型铜鼓无蛙饰，因此该学者就麻江型铜鼓是否有蛙饰的问题展开研究，其研究过程中借助与该面具有蟾蜍纹饰的麻江型铜鼓有着密切关联的其他铜鼓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麻江型铜鼓是否具有蛙饰并非绝对，该面铜鼓出现蛙饰或与文化渗透、农业文明及图腾崇拜有关。[9]

向娅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根据麻江型铜鼓的纹饰图样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类，并对各类麻江型铜鼓的分布现状进行探索，再对其审美价值及文化内涵进行阐释，最后对麻江型铜鼓身上的纹饰在其他领域的运用进行总结。[10]陆秋燕的研究对象为顺德博物馆所藏的两面麻江型铜鼓，作者对其外观特征和纹饰类型进行全面描述并展开深入探讨，进而对这两面麻江型铜鼓身上纹饰所包含的特殊信息进行解读。[11]

三、关于麻江型铜鼓的化学元素

有许多学者将研究方向聚焦在麻江型铜鼓的化学元素方面，邹桂森、李延祥、梁燕理针对麻江型铜鼓的含砷问题展开讨论。三位学者采用扫描电镜能谱分析、金相显微镜分析等方法对所取样本进行实验，通过铅同位素比值，得出铜鼓的矿料可能来源于云南和广西，据此得出与遵义型铜鼓存在一定源流关系的结论。[12]学者邹桂森、李延祥继续探索麻江型铜鼓所包含的金属元素，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得知，麻江型铜鼓中的化学元素主要由受热均匀的金属组织构成，经学者推论影响麻江型铜鼓音色的因素主要为其形制，与其所含金属元素种类及含量关系不大。[13]作为古代打击乐器，麻江型铜鼓的产生年代同样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铅同位素测年作为最早使用且准确度最高的测年法之一，有学者通过铅同位素考证的方法对麻江型铜鼓展开探索。万辅彬、盛乐民、李晓岑、张玉忠、李世红选取26个麻江型铜鼓和32个金属矿作为样本进行实验检测，通过对样本的铅同位素分布情况进行比对分析，不仅知晓铜鼓所处的年代，还推断出广西一带流行的麻江型铜鼓的制作矿料源于滇黔交界处。

四、关于麻江型铜鼓的乐理

麻江型铜鼓作为乐器，其乐理方面也颇受关注，因此已经有许多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其乐理方面。华伟、覃娇将广西东兰地区的麻江型铜鼓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现代声乐理论及研究手段对其形制特征、发声原理、音调协和、调音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通过实验检测和数据统计，了解到铜鼓的音色主要与其铸造工艺和铜鼓整体的完整性相关。[14]麻江型铜鼓的使用场景并非只在距今久远的古代，在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仍在使用。袁华韬、万辅彬两位学者的研究对象就是现代新铸造的麻江型铜鼓，基于圆板的振动公式，运用古代的北流型和灵山型调音技术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验，根据统计数据发现麻江型铜鼓是可以通过调节改变其音色的，其调音方式与中原编钟具有一定相似性。[15]《麻江型铜鼓测音报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麻江型铜鼓振动模式与调音机理研究》（课题编号：1064002）的结项报告，该课题由广西民族学院原副院长万辅彬教授和黄世杰、赵颜、黄仲裕、潘育生、邱明、韦显初等学者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馆藏94面麻江型铜鼓进行测音统计，并进行全面梳理研究所得出的成果。[16]李世红、万辅彬从基频的角度将麻江型铜鼓分为两组，研究基频与泛音之间的联系，找到了雌雄铜鼓的基频差异，推测出古代南方民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金属铸造技术。[17]

五、关于麻江型铜鼓的铸造技术

无论是麻江型铜鼓的形制还是纹饰都与其铸造技术密不可分，因此同样有许多学者对麻江型铜鼓的铸造技术进行研究分析。在《古代麻江型铜鼓浇铸系统研究》一文中，作者邹桂森、李延祥、李永春、梁燕理对广西各地市博物馆麻江型铜鼓馆藏进行实物研究，对铜鼓的外观尺寸进行测量，观察研究其铸造痕迹，找到了其浇铸口。通过理论分析探明，古代麻江型铜鼓的浇铸方式分为鼓面朝上和鼓面朝下两种浇铸方式，而这两种浇铸方式与现代麻江型铜鼓的浇铸方式具有许多相似之处。[18]

学者李楚荣参加了1992年于广西东兰县举办的“三月三铜鼓会”，他认为使用麻江型铜鼓的少数民族不一定就是麻江型铜鼓的创造民族，其产生和发展与民族文化交融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19]在《麻江型铜鼓鼓耳、垫片及其设计研究》一文中，作者邹桂森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各县市博物馆馆藏中的麻江型铜鼓进行调研，研究了其鼓耳和垫片，得出鼓耳主要使用浑铸法的结论。[20]

在与麻江型铜鼓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纹饰、化学元素、乐理、铸造技术等方面展开。其中，关于麻江型铜鼓纹饰方面的研究最多，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麻江型铜鼓本身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纹饰在民族文化中具有类似于文字的功能，当中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其进行解读有利于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对麻江型铜鼓的金属、乐理、铸造工艺等进行研究，不仅能洞悉麻江型铜鼓的源流，还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矿产的开发使用和冶炼情况。

麻江型铜鼓是非物质文化的物质载体，除了其身上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值得探索，还有以其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民俗文化，如铜鼓舞、铜鼓礼俗、铜鼓山歌、铜鼓节庆等。但由于民族文化传承如今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与麻江型铜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日趋严峻，与其民俗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注[M].严沛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屈川.《叙州府志》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09）：172-175.

[5]蒋英.重释麻江型铜鼓发现地——60年前麻江型铜鼓发现地背后的故事[A].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21期）[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2017：4.

[6]马腾蛟.麻江型铜鼓研究[D].云南大学，2021.

[7]李伟卿.铜鼓及其纹饰[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0.

[8]陈丽琼.麻江型铜鼓纹饰研究[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91.

[9]曾跃明.试论麻江型铜鼓蛙饰——从云南省文山地区麻江型铜鼓的蟾蜍、蛙饰谈起[A].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21期）[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2017：7.

[10]向娅华.黔东南麻江型铜鼓纹饰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8.

[11]陆秋燕.顺德博物馆馆藏两面铭文麻江型铜鼓[A].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2019[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2019：1.

[12]邹桂森，李延祥，梁燕理.古代含砷麻江型铜鼓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8，30（01）：1-10.

[13]邹桂森，李延祥.麻江型铜鼓成分与金相组织研究[A].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21期）[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2017：10.

[14]华伟，覃娇.壮族麻江型铜鼓的音色属性及协和度分析研究[J].音乐文化研究，2019（04）：77-88+4-5.

[15]袁华韬，万辅彬.麻江型铜鼓调音初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4）：43-49.

[16]万辅彬.麻江型铜鼓测音报告[A].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十八期）[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2002：4.

[17]李世紅，万辅彬.麻江型铜鼓声学特性及雌雄铜鼓的探讨[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11（03）：8.

[18]邹桂森，李延祥，李永春，梁燕理.古代麻江型铜鼓浇铸系统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21（03）：45-51.

[19]李楚荣.麻江型铜鼓制造问题刍议[A].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九期）[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93：4.

[20]邹桂森.麻江型铜鼓鼓耳、垫片及其设计研究[A].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2019[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2019：8.

作者简介：

王光晓（1993—），女，汉族，贵州贵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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