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剧《山海情》的文化记忆建构与当代认同

袁 丹

德国文化记忆研究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提出记忆是一种“旅行”的观点，即“记忆内容在媒介和头脑之间不断地 ‘旅行’，不断地解释和更新，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对之不断地争论，才 ‘造就了记忆’ ”[1]。由此形成的文化记忆，其内容主要是公共性的图像和叙事，能对个体和社会产生思想精神层面的影响。因为正是借助传播效力强的诸多媒介，人们的记忆得以被唤醒或建构并固化下来。这也解释了在信息内容高度依赖媒介传播的时代，影视媒介何以成为一种记忆载体。无论是宏大话语的表达，还是细小叙事的讲述，影视剧既见证记忆，又建构记忆，最终在有选择性的回顾中形成一种批判式反思。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全面收官之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于2021年1月12日首播的脱贫攻坚剧《山海情》 讲述了1991年至2016年期间，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宁夏与福建两地的人民和干部参与宁夏西海固地区扶贫任务的那段历史岁月。在剧作尾声，不仅经济文化落后的穷山沟蜕变为了繁荣文明的示范之地，实现西海固人民全面脱贫；
而且飞沙飘土的贫瘠之地被改造成植被茂盛的生态之地，成为“水最甜的地方”。《山海情》 是对刚刚过去那段艰辛与光荣岁月的多层面、及时性的媒介记忆，兼顾民族历史叙事与个体情感书写，推动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记忆建构与时代主旋律弘扬，助力历史铭记与新局开创。

电视剧是通过现代媒介讲述故事的形式，人物角色是传达意旨的关键载体，也是观众得以自觉带入故事语境并与之产生共鸣的重要对象。在脱贫攻坚剧这类时代主旋律题材中，人物形象往往是时代面貌的浓缩体现，是对时代浪潮中重要群体的记忆。此外，不管是英雄模范，还是平民群体，人物还发挥着情感中介的作用，观众能“借助眷恋的个体情绪怀恋一个时代”[2]。《山海情》 区别于一些只给英雄唱赞歌的宏大叙事剧，通过立体化展现扶贫英雄模范与生命式书写脱贫区平民群像，唤起了观众对艰难岁月的记忆与复杂情愫，致敬英雄模范的同时也与脱贫区平民群体产生情感共通。

脱贫攻坚剧《山海情》 的英雄模范是众多的扶贫干部，他们身上彰显出了富于时代内涵的公仆思想，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些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将自己视为“党和人民的儿子”，为一方水土前仆后继，是响应国家政策并参与推动地方脱贫的子式公仆。剧作对这类人物的正面塑造旨在积极引导观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推动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主人公马得福参与了西海固脱贫全过程，从“移民吊庄”到“整村搬迁”，顶着“弃祖忘根”的骂名锲而不舍地向乡亲们讲解国家政策，耐心扭转部分村民固守的落后传统观念。他不为提升个人政绩，而是力求带领西海固人民充分了解并自愿参与脱贫的每一环节。然而，扶贫干部马得福并未被神圣化。他也曾因顾念与水花的旧情谊，频频给她送食物补给，对水花家的工作倾注更多心力。甚至在面临不正当的政途捷径选择时有过彷徨犹疑，需要白老师的指点与安慰。对于马得福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子式公仆，观众既能从中看到坚韧、为民、无私等优秀品质，又能感同身受地体悟他的无奈、苦闷与犹疑。

从福建远赴宁夏挂职副县长的扶贫干部陈金山，也是剧作着力表现的又一位子式公仆。其立体化塑造主要体现在人物作风、观念上的积极转变。陈金山在正式上任挂职副县长前，曾在福建兴办企业，有丰富的从商经历，因而时刻注重仪表着装，甚至因此丢失重要证件。但在实地参与海吉县扶贫工作后，陈金山不仅适应了沙土漫天的地理气候，而且舍去了西装革履，换上了轻便的运动装；
从主要考虑个人政绩建树到一心改善西海固人民的经济条件，实现了“让农民在家门口挣到钱”的诺言。这位挂职副县长的诸多思想和行为转变不仅展现了扶贫干部高度自觉的反思品质，而且隐含着扶贫方与脱贫方互相改造、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可以说，《山海情》 中的扶贫干部皆是立体多面的鲜活形象，从上任之初办事不够果敢到在任之时牺牲于扶贫岗位的张树成书记，从固守科研陈规到灵活开发双胞菇经济产业的凌一农教授，不一而足。这类人物角色不仅是献身脱贫任务的基层扶贫干部群像，而且表征了整个脱贫攻坚历程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在英模人物记忆方面，《山海情》 没有局限于扶贫干部群像刻画，而将视野扩展至老一辈平民群体。对国家的信任与热爱是深植于革命前辈心中的信仰，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精神，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涌泉村的老支书水旺他爷为响应脱贫政策、给犹疑的村民作表率，放弃了在涌泉村安养老年的生活，主动要求移民吊庄。在吊庄生活期间，他一心想改善飞沙走石的恶劣生态，投身吊庄开荒建设，不辞辛劳地种植了一排排树苗，最终身体落下病根，只能返回涌泉村养病。当得知涌泉村需“整村搬迁”时，出于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老支书一开始并不理解与支持，但为了后代有良好的成长与发展机会，最终做出了让步，带领村中老者响应“整村搬迁”“改善西海固生态”的国家政策。《山海情》 作为脱贫攻坚剧，没有将搬迁群体片面野蛮化，而是塑造了老支书这类平民英模，生动讲述了老一辈人在脱贫过程中做出的艰难抉择和不小牺牲。这表明脱贫攻坚过程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发力，而是上下齐心的共同发力，脱贫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个体。

主旋律题材剧目《山海情》 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认可、口碑居高不下，就在于讲述脱贫攻坚的历史岁月时没有一味展现集体的光鲜一面，而是兼顾了个人伤痛叙事。在西海固未得到扶贫发展时，绝大部分村民固守着家门前低产的一亩三分地，生活的艰辛迫使不少人抛下家庭、逃往外地。例如尕娃及其父亲的出走对大家庭的精神冲击，影射出众多贫困区村民不忍言说的家族伤痛。在西海固这个贫苦之地，村民们虽谴责出走之人，但又多少能理解后者的选择。复杂情感迫使伤痛难以言明，最终化为“找”与“被找”的困局。又如安永富因挖水窑时沙石意外下滑，导致双腿截肢。在穷山沟里，失去壮年劳力的家庭将更加艰难。这类事件在过去中国的贫困地区并不罕见。值得庆幸的是，在脱贫工作的持续开展下，这些家庭先后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尕娃回归家庭并在得宝的带领下发展事业，安永富逐渐走出苦水村，有了一份力所能及的生计，实现了自我价值。这类伤痛记忆的再现不仅是对平民苦难富有同理心的人道关照，丰富了主旋律影视的内容，而且通过再叙创伤记忆，集体重温已被克服的苦难，可达到重振精神的心理效用。

此外，在“整村搬迁”工作中，老太爷等老一辈人最初的激烈反对行为，再现了扶贫工作的艰巨思想难题，也再叙了农村变迁中代际群体的发展分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老爱幼的传统，整村搬迁的计划使尊老与爱幼之间产生了冲突。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观念使得涌泉村村民下意识地反对“推倒涌泉村房屋、还林还草”的政策。在村民眼中，抛弃祖屋、遗弃祖坟，就是忘祖背宗。老太爷甚至宁愿喝农药自戕，也不愿在异乡终老。然而，年轻一辈极其渴望能走出大山，摆脱顿顿吃洋芋的穷乡僻壤，去拥抱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的外部世界。最后，马得福的一番话解开了村民心中的死结：“树有一头根，人不是树，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中，一头在后人手里，我们的后人在哪里，根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确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正在于先辈与后辈的共同努力，也正是“人有两头根”，使得中华民族才能在广袤大地上扎根繁盛。如若不然，还会有更多人像尕娃母亲一样，成为两村争夺一片野菜地的受害者。

《山海情》 还真实细腻地展现了脱贫过程中的平民生活，朴实动人的“小家”记忆是该剧广获好评的内在原因。例如吊庄尚未成年的孩子外出务工时，家长们在车窗前挥手送别的情景；
又如大有叔嘱托麦苗将煮好的鸡蛋交给两千公里外的儿子水旺，相信水旺吃了鸡蛋就会想念家中的父母；
再如电子工厂的海吉女工在适应异乡生活时的种种不适与种种自我调适。这些离家成长、异乡打拼的经历是绝大多数国人都亲历的环节，平实地叙事和画面使观众回忆起记忆深处的种种细节，而代际间的误会与温情则更能使年轻一代发自内心地接受剧情并与之产生强烈共鸣。正如评论家毛尖所说：“青年文化和主流文化从来没有形成对立或对抗关系，基本是平行而动，而当代的情况则更加特殊了。”[3]这种“国家意志、个人情感和家庭伦理三位一体的呈现和塑造”[2]77，契合了观众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认同，年轻人也能成为时代文化的主要构筑者与拥护者。

电视剧的人物角色不仅在于传达思想意旨，还应成为联结观众及其记忆的信息中介。“正是个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信息交流，以及头脑和媒介之间的运动，首先产生了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记忆。”[1]31《山海情》 便提供了这种互动连续的信息交流媒介。其中，英雄模范的立体化塑造与平民群体的生命式书写，实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协调式再现。观众在观看剧中人物的同时，能自觉不自觉地代入其中，回忆往昔，领悟英雄模范的思想行为意图并接受其价值观熏陶。

历史记忆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有影响力、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的记忆。按表达记忆的方式，将影视剧中的历史记忆分为建构型和纪实型。前者是指当下的讲述者未曾亲历那段历史，但通过前人口耳相传而留下印象，依靠建构式回忆讲述出来的记忆；
后者是指当下讲述者曾经或正在经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这类事件被剧作如实呈现出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4]，不论是“建构型”历史记忆，还是“纪实型”历史记忆，皆是讲述者受所处时代影响做出的历史判断和选择，带有鲜明时代印记。

“记忆的社会范式建立在代际之间的交流基础上，而记忆的政治和文化范式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跨越代际的交流。”[5]涌泉村李家和马家的源流关系是代际交流中建立的社会记忆，而马得福通过村广播再述这一关系、借以推动脱贫工作，则以这段记忆的政治文化内涵唤起了代际共鸣。马家先人为躲避战乱四处躲藏，只有涌泉村李家以礼相待并收容马家。从此，两家人在这片贫瘠土地上勤恳生活、繁衍生息。对这段历史的讲述，不仅唤醒了马得福等后辈“村民皆为一家人”的集体意识，也激起了观众对先辈们顽强不息、淳朴善良品质的敬意。《山海情》 将涌泉村两家人的过往穿插在“整村搬迁”政策艰难推进的时刻，以温情历史化解当前矛盾，使观众既能从先辈事迹中汲取坚韧顽强、友爱包容的优秀品质，又因先人事迹而对那段漂泊动荡的年代有了理解和感怀。

涌泉村承载着村民们许多温情记忆，但也是集体悲剧的发生地，是导致村民集体创伤记忆的场所。例如，喊水叔回忆尕娃母亲精神疾病的来由，想起了以前涌泉村与黄家村争夺后山一片小菜地的那次冲突。到了马得福这一代，那段冲突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但只要尕娃母亲犯病，听闻过这段故事的年轻村民都能由此设想当年生活的艰苦不易，以及村里为了生存所付出的代价。又如，西海固飞沙黄土的地质条件和干旱缺水的气候特质，使得庄稼作物难以种植存活。马得宝屡次试图离家出走、逃出穷山沟，就是为了摆脱顿顿吃洋芋的日子。这种世代延续的困顿生活早已成为涌泉村村民的集体记忆，甚至形成一种集体创伤。“精神创伤发生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心理防御机制的破坏而导致受创者无法在意识层面认清创伤发生的过程”[6]，剧作将苦难生活进行再现，便是让观众通过观看艰辛历史，有意识地回忆群体性的历史创伤，进而达到理解往昔和自我心理治愈的效果。

此外，《山海情》 将上世纪中国广大贫困地区的生活状况具体化为宁夏西海固涌泉村这一特定地区，让人们的记忆有了场所依托。“未被场所化的记忆则面临着其真实性无法被证实的风险，因此也存在遗忘的风险。”[7]但西海固不是贫苦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成功脱贫的具象场所。脱贫攻坚剧《山海情》 自播出后广获好评，宁夏西海固早已“从生态的空间转向象征性的空间，从作为事物场所的空间转向作为集体意象的结构或连贯系统的空间”[7]36，成为艰苦奋斗、脱贫攻坚的示范区。社会成员对群体性的重要事件拥有一致的情感态度与记忆倾向，是集体记忆构建与延续的条件。《山海情》 展现人民群众改善苦难生活，便是让观众通过观看艰辛历史，有意识地回忆群体性的历史创伤，借用观众的普遍性理解与印象对特定历史加以强化，将那段历史稳固为包含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集体记忆。

《山海情》 中，西海固的扶贫策略主要是产业扶贫，剧作纪实性地还原了这一模式的曲折前进过程，让观众得以及时记忆这段历史。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评为最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在环境、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很贫瘠。政府在扶贫资助西海固地区之始，选择将喜干厌湿、耐高温、抵抗疾病能力强的珍珠鸡作为扶贫养殖产业的发展对象。然而，涌泉村村民却将81 只扶贫珍珠鸡当作救济粮逐一宰杀果腹。由此反映出的是，贫困区人们对扶贫政策的不理解，以及长期依赖政府救助的消极心理。扶贫干部张树成、马得福等人耐心引导村民改变心态与观念，在产业发展方面对症下药，携众人之力探索最适宜的扶贫产业发展模式，最终在这片贫瘠地成功实现了科技扶贫、庭院经济。西海固区百姓实现了从消极对待扶贫政策到积极响应、共同致力扶贫产业发展的转变，观众见证的不仅是西海固人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是国家脱贫攻坚过程中几亿人民的观念进步。

剧作还还原了脱贫进程中的众多仪式场面。“仪式是群体建立内部认同和维系群体间关系纽带的组织方式，能够‘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成员的心理状态’ ”[8]。《山海情》 中，闽宁村建设开工奠基仪式的隆重场面，大人孩子齐聚开工奠基地点，镜头在大人孩童的笑颜间切换。又如闽宁镇三级扬水站竣工典礼上，扶贫领导和百姓共同出席，镜头还切向通坝后的滔滔水流，寄寓深意的同时又澎湃人心。再如剧作尾声部分的闽宁镇葡萄酒推介会，表明闽宁镇的脱贫产业从农产品原料生产转向了农产品产业链及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最后，《山海情》 剧作本身也是对中国脱贫攻坚历史的一种表演仪式，旨在纪念和致敬每一位曾奋战脱贫攻坚一线的伟大之人。这些仪式场面是西海固扶贫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进程，是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继续开启新阶段的象征。群体仪式的表达操演不仅赋予脱贫行动以价值意义，而且能为参与和观看仪式的人们构建具有社会认同感的集体记忆。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的中国奇迹。当前中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及时记忆是必不可少的发展环节。一个社会想要保持良性发展态势，就应当对苦难与光辉历史给予同等重视。“影像符号既是记忆的隐喻也是记忆媒介”[8]10。《山海情》 对贫困区脱贫前艰苦生活的想象回忆与脱贫期、脱贫后生活转变的纪实见证，是通过展现创伤、辨认苦难，达到宣泄消极情绪、治愈人们心理的效用；
同时，在见证历史的过程中，又能凝聚众志成城的民族意识并加强团结，进一步稳固人们的集体记忆。

《山海情》 属于“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电视剧展播”剧目，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创作的主旋律剧作。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是新时代中国的国家记忆。《山海情》对中国扶贫记忆做了具象表征，构筑着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共同体。“在后个体主义时代，过去也为群体凝聚力、归属感的形成以及身份认同的形成提供了知识上的储备。”[5]8而脱贫攻坚这一上升式的历史进程，饱含着为国家、民族所确证的先进发展理念与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可贵精神，尤其能够唤起人们的获得感与共鸣感。

中国进入新时代发展阶段，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步，而且体现在生态环境、精神文明方面的跃进。扶贫不止要经济上脱贫，更要生态上“致富”。西海固从寸草难生、漫山沙土到植被丛生、山丘翠绿，从一息尚存的自然到生机勃勃的生态，是国家扶贫政策支持下、国家意志指导下收获的硕果。在西海固脱贫初期，土地沙化严重，沙尘暴肆虐，主要粮食是马铃薯，绿叶蔬菜难以获得。甚至在移民吊庄后，还出现村民在乡道上向陈金山讨要青菜的现象。但在科技扶贫理念被有序践行后，当地生态被取长补短，双胞菇、葡萄等农作物种植开始普及。人们不仅能就地播种多种作物，而且有了购买外地乃至进口商品的能力。《山海情》 从日常生活细微处着手，以小见大地概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停止过的前进步伐——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侧面反映了西北荒地生态治理取得的成效。“生态兴则文明兴”，这一至理名言早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共识，是中国发展历程的最佳诠释，是新时代中国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山海情》 取材福建、宁夏对口扶贫的成功事迹，将东西部协作战略这一扶贫历史出色固化为脱贫攻坚的国家记忆。由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决定了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地区间劳动人口流动的必要性。东西部协作战略是中国扶贫政策中极有建设性的内容，既沟通了两地民心，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脱贫成绩。剧作中，来自福建的挂职副县长陈金山对西海固部分人扒火车行为的态度从“应当严惩”到“有所理解”，便是两地民心有了沟通的体现。更典型的例子是，福建工厂车间主任与赴福建打工的海吉女工之间的关系变化。双方初次接触时，车间主任一心求快，严格执行车间标准，而海吉女工不理解主任的铁面无私，也没有考核意识。针尖对麦芒状态在双方之后的相处和沟通中得到了改善，主任看到了海吉女工身上勤劳勇敢的品质，海吉女工也明白了车间主任的良苦用心。可见，中国扶贫不是单向发力，而是双向合作和互相促进。《山海情》 详细讲述了福建对口宁夏的扶贫过程，大到科技兴农、劳务输出等政策内容的具体实施，小到农作物滞销、务工人员返乡难等基层问题的解决过程。通过一帧帧画面，建构了观众对国家扶贫过程的记忆，使人们理解并助力推行“在先富帮后富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发展理念。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离不开各民族在主流文化观念、价值选择上的共通性。《山海情》 汇聚民族共识，传达了发扬新时代艰苦奋斗精神的必要性和科学创业观的真理性。涌泉村在移民吊庄的初步扶贫工作中，李大有等村民出于怕吃苦、安于现状的消极被动思想，从吊庄逃回了涌泉村。经过各位扶贫干部的思想动员以及初见成效的吊庄工作，涌泉村村民对扶贫政策有了积极理解和响应，主动迁往具有更大发展潜力的地区改善生活。马得宝等年轻一代在脱贫过程中也显现出蓬勃的生机活力。作为村里第一个带头搭棚种菇的人，马得宝是社会前进态势中积极把握时代机遇的青年：主动发掘商机、承包工程、成立公司。麦苗学历不高却不以为怯，勤奋学习，负责经营的葡萄酒庄产出了享誉世界的葡萄酒。在现代化发展时期，无论是新农村的因地制宜，还是小城镇的创新创业，都表明追求科学发展已经成为民族共识，是新时代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涵。

脱贫攻坚是中国的独特历史进程和伟大壮举，不仅构筑了新时代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涵，还发扬了公而忘私、尚义重德的传统民族精神。“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影视剧更是一马当先的政治和文化缩微公园”[3]106。《山海情》 讲述的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支援的脱贫攻坚理念，便内蕴着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家国同构精神底蕴。在个人层面，有扶贫干部张树成、马得福等人的尽职尽责、兢兢业业，有企业家马得宝投资挽救经费短缺的政府工程，有名校高材生郭闽航为了学生只身驻扎山区小学。在集体层面，有福建工厂出资出力培训宁夏务工人员、为山区小学捐赠物资，有各路民航为扶贫农产品降低运费，等等。这些来自个人与集体的一份份贡献凝聚着民族团结、家国一体的精神，汇筑成了国家脱贫时期的文化记忆。

脱贫攻坚的胜利是中国的伟大创举，近1 亿农村人口实现脱贫，但其意义远非数字可表征，而是彰显于辉煌成果背后曲折前进的攻坚历程与迎难而上的芸芸民众。《山海情》 以一帧帧时代画幅激活了过去的脱贫岁月，让观众通过具象的历史画面与鲜活的人物形象，感知并记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政策扶贫、经济脱贫、文化育人与生态致富历史。就国家层面而言，“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9]。作为一部成功表达主流思想的主旋律剧作，《山海情》 秉文艺为民之心铸中华民族之魂，向我们展现了值得铭记的英模人物与可亲可爱的平民群体，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记忆的形成提供了优质养料，以文艺力量助力中国发展的新局开创。

重大公共事件会在集体心灵中留下印象，但只有在事件参与者心中才会形成深刻印记，对于非直接亲历者而言，事件内容传递与记忆形成往往需要借助公共图像和叙事。出于此，通过媒介重构并展现重大事件，便是赋予历史以意义并构建鲜活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乃至未来的人民共同富裕，影视艺术都需铭记大我而不忘小我，讲述富有生命力与感染力的民族故事。当影视艺术重视属于部分亲历者的生活事件，并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达与传播，内蕴其中的民族之魂与时代精神便能深入人心，进而建构起富于文化内涵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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