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乡贤文化的优势内核、发展困厄与振兴策略

刘 宁，管 辉

（东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 330013）

乡贤文化是我国优秀的乡土文化，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其中，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智慧源泉和精神动力[2]。自2014 年中宣部首次提出“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后，党和国家在多个重要文件中强调要创新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作用，为乡贤文化的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循。

当前，学者们对乡贤文化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乡贤文化的内涵。王泉根[3](166)从构成“乡贤”的基本要素出发，认为乡贤文化是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人的德行贡献，用以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钱念孙[4]进一步概括了乡贤文化的内容，即乡贤的构成、特质、作用、影响以及乡贤治村所创造和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二是乡贤文化的价值。刘淑兰[5](78)认为，乡贤文化对乡村居民的言行举止发挥引领、规范及模塑等作用。在杨军[6]看来，乡贤文化在促进乡村全方位发展、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共建生态文明村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三是乡贤文化的现状。李宁[7]表示，乡村治理面临新挑战，亟需新乡贤文化的重构和现代乡村精英的培育。还有学者[8](176)指出，乡贤文化的践行中存在着重视“官乡贤”“富乡贤”以及“在场乡贤”少的问题。四是乡贤文化的应用。吴雄妹[9]主张，“乡贤治村”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刘传俊[10]则认为应还原乡贤文化之本义，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可以发现，学界对乡贤文化的研究视野开阔、角度多元，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得到广泛认同。但遗憾的是，乡贤文化发展的内核是什么？生存发展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实现振兴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尚需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拟从乡贤文化的优势内核入手，剖析当下乡贤文化的发展困厄，进而探寻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乡贤文化蕴含着道德教化、行为示范、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11]，是推动乡村社会善治的智慧源泉。乡贤文化本身带有故土情结[12](167)，其兴衰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乡村人才的兴衰。在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要振兴乡贤文化，需重新厘清乡贤文化的价值定位，在“乡贤文化”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之间寻找交集，挖掘乡贤文化中能够充分回应现实诉求的优势内核。

（一）反哺桑梓的乡土情结

乡贤文化是扎根于乡土的优秀文化，既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具有紧密联系[3](166)，又拥有其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和价值标尺。乡贤主体是指“生于斯”或“长于斯”的地方名流，“地域性”是乡贤文化的首要特性，也是乡贤群体和乡贤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地域性”包含着“在乡”与“在土”两方面含义。“在乡”主要强调乡贤文化与乡村社会的紧密联系，乡贤文化孕育于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农业是乡贤文化生成的物质基础，农村和农民是乡贤文化发展的物质载体[13](95)。乡村社会不仅为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涵养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还赋予了乡贤文化反哺桑梓、泽被故里的重要特质。“在土”是指乡贤群体在乡村出生并在乡村成长，乡村是乡贤文化生成的土壤。乡村既是乡贤熟悉的场域，也是其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归宿。在我国农耕思想的影响下，乡贤与乡村社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普遍形成了一种深厚的乡土情结。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4]，乡贤对故土怀有浓浓的乡情与乡恋。这些深藏在乡贤内心的强烈乡土情结，很大程度上驱使他们在学成之后“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将自己的学识和才华施展在基层，为故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在贵州清镇市，乡贤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一股厚重力量，当地政府以“乡土、乡情、乡愁”为主题，大力发掘乡贤人才，累积吸纳1351 名新乡贤向乡村一线聚集[15]。乡贤文化日渐成为牵系心灵、维系乡情与连接故土的重要精神纽带，它在凝聚乡民，推动乡村资金回流、人才回乡、信息回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乡村善治的智慧之源

在“皇权不下乡”的古代封建社会，乡村居民基本实行完全自治，与统治阶级有着密切关系的乡贤成为国家与基层社会沟通的重要桥梁，不仅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在乡村社会中也具有较大的权力。乡贤作为古代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农村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是官方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和“辅佐者”。由乡贤主导的乡贤文化和统治阶层的要求高度契合，二者相得益彰。一方面，统治阶级有赖于乡贤群体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维持社会秩序安定。另一方面，踌躇满志的乡贤群体可依托基层社会赋予的“非正式权力”在乡村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但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下，乡村“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过渡。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环境复杂化、治理对象多元化的多重困境[5](78)，改变乡村社会出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以当代乡贤所引领的乡贤文化，凝结着我国千百年来乡村基层治理的丰富经验，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重要智慧源泉。新时代的乡贤具有参与乡村治理的基本素养，是整合乡村治理资源、变更乡村治理理念、创新乡村治理模式的重要力量。如陕西汉中汉台区实施的乡贤文化促进会工程，积极探索“乡贤+”模式，引导乡贤协助谋划和处理村级事务，实现了听民声、议民事、解民忧、促发展的治村理念[17]。“乡贤治村”不仅是对传统乡绅治村的传承、拓展和创新，而且日渐成为乡村治理体系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内容。

（三）乡风文明的精神力量

乡风文明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乡贤文化是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历代乡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和精英文化，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和渗透性，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古代乡贤有着良好的道德品格，是中国传统儒家“忠孝礼义廉”思想的传承者和践行者。如北宋学者吕大钧为了教化乡民，在其家乡制定和推行《吕氏乡约》，他提出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纲目[18]，勾画了一个以道德建设为中心，全面维护乡土和谐秩序的蓝图，为后来的乡土政治与乡贤自治提供了范本。明代乡贤王阳明也尤其注重教化民众，他颁布和施行的《南赣乡约》对南赣乡村社会的风俗和基层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在伦理色彩浓厚的古代乡土社会，传统乡贤具有内涵丰富的道德教化作用，它涵盖了道德、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营造的良好乡风文化氛围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另一方面，当代乡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机制中发挥着引领导向、群体效仿、内化自律的作用[20]，在某些精神诉求上与核心价值观要求高度契合。如陕西杨陵区为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2018 年评选出了以贺绪林、马香玲、刘松林等为代表的“十大新乡贤”，他们活跃在乡村一线，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1]。作为本土的精英人物，这些当代乡贤的亲民性、草根性让村民可见、可听、可信和可感，容易使乡民对乡贤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潜移默化中把乡贤们的嘉言懿行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

（四）邻里和谐的道德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和为贵”的儒家文化是教化和调解矛盾的主要思想，村民在发生纠纷时，往往采取更具有人情味的和解方式。乡贤文化就很有“人情味”，它作为一种德治文化，凝结着古代乡贤对乡村伦理文明建设的智慧和心血。它不仅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在乡村社会的具体体现和创造性发展，也是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识和伦理文明的综合化呈现[22](13)。乡贤既强调“乡”的特质，也突出“贤”的品质。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那些具备品德和才能，并且乐意服务于乡里、造福于乡民的有志之士才有资格被称为“乡贤”。乡贤通过遵循当地的道德观念体系，以此获得乡民基于价值认同的广泛认可和拥护[23]。乡贤的内生性权威一定程度上为化解乡里纠纷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建立的乡贤参事会，就是一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农村社会组织，它在化解矛盾纠纷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4]。还有陕西省京兆村成立的“五老”志愿服务队，他们制定村规民约，建立调解室，近年来化解各类民间纠纷50 余起，极大地促进了邻里和谐[25]。在乡村纠纷中，这些具备亲缘、地缘和人缘关系的乡贤，以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点，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巧妙化解了乡里的各种矛盾与纠纷，为乡村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基础。当代乡贤不仅是乡村文化核心价值的引领者，也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以优良品德和高尚行为发挥着乡村道德教化的示范作用，成为促进乡村和谐风气形成的重要力量。

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给乡村社会转型创造了重要契机，为乡村经济、环境、教育、民生等各方面的提升，也为乡贤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然而，随着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传统乡土文化依托的价值系统逐渐失去了基础[26]，乡贤文化的生存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乡贤文化的载体缺失

乡贤文化深植于中华传统农耕文明[13](95)，乡村是乡贤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它滋养并培育了乡贤文化。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既离不开乡村这一重要土壤，也离不开承载乡贤记忆的乡贤文化遗产。然而，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乡贤文化受到两方面的破坏和冲击。一方面，乡贤文化资源缺乏必要的挖掘与保护。历史上遗留下的文物是后人学习与传承乡贤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乡贤故居、祠堂、遗址、族谱、村规民约和家训等。但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人们往往过于注重经济发展与物质建设，而忽视了对乡贤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导致那些承载着乡贤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标识被恣意抹灭。这些历史文化记忆的缺失，加快了乡贤文化淡出乡民视野的速度。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村庄正在逐渐走向消亡。根据《2021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2000—2020 的20 年间里，中国自然村庄的数量从353 万个减少到236 万个[27]，平均每天就有160 个自然村落消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然村落的数量还在不断减少。村庄作为涵养、传播与传承乡贤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衰弱既意味着乡贤文化遭受着相当程度的破坏，也意味着乡贤文化可能陷入断裂和消亡的危境。

（二）乡贤文化的主体缺位

乡贤是乡贤文化的主体[28]，也是乡贤文化的核心。乡贤文化是我国优秀乡土文化的表现形式，萌芽于先秦时期，经历了秦汉至明清的发展，在晚清之后走向衰弱。伴随着乡贤文化的历史演进，乡贤群体也经历了从“缺失”到“补位”的历程。近代革命时期，曾经在乡村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乡贤一度退出乡村社会的舞台，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乡贤再次成为乡村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乡村的普遍空心化，乡村熟人社会的逐渐瓦解，人口的大量外流，乡贤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缺失主体力量。一方面，本土乡贤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在小亲族型与原子型村庄占主导的中国乡村，由于共同记忆的缺失，本土精英的互相竞争，这些村庄的新乡贤不仅数量偏少，而且缺乏超级精英，难以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29]。例如，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和传统文化资源稀缺的偏远地区，在场的“平民型新乡贤”是构成乡贤文化的主体[30]。另一方面，乡村精英人才流失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先发展城镇经济，形成了长期并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在教育、卫生、医疗、健康等现代化文明建设方面仍显不足。在城市更多发展机会与发展空间的吸引下，乡村人才不仅大量外流，其功成名就后返乡的数量也不太理想[31]。

（三）乡贤文化的认同不足

乡贤文化本质上是研究“人”的文化，内涵丰富。从广义上看，乡贤文化是这个地域历代乡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精英文化和先进文化[32]，发挥的是一种区域性的群体道德力量。在文化范畴上，乡贤文化更多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公共文化[12](163)，这意味着乡贤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政府力量的主导。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政府作为文化“主导者”角色的工作内容有失偏颇，导致村民对乡贤文化的认同存在偏差。例如，“官乡贤”“富乡贤”在乡村建设中往往比“文乡贤”“德乡贤”更受到基层政府的重视[8](176)。还有一些地方以传承乡贤文化为由，大肆招商引资，只顾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发展[33]。地方政府过度重视乡贤的经济效用，弱化他们在涵养乡风文明、教化乡民等方面的道德模范作用，使得乡贤文化建设出现功利主义倾向[34]，村民对乡贤“返乡”的动机也产生质疑。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也缺乏对乡贤文化的建设力度，尚未在乡村营造出“崇德向善”的浓厚文化氛围，使乡民对乡贤文化的认知度不高。广西省百都乡对新乡贤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村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听说过乡贤，了解农村新乡贤的村民仅占13%，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村民对乡贤文化缺乏清晰的认知，乡村缺失传承发展乡贤文化的良好氛围[35]。

（四）乡贤文化的作用受限

乡贤文化的功用在于利用乡村中德高望重、有一定名望的乡贤，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和协调，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全方位发展[36]。然而，乡贤文化实际效用的发挥却受到两大挑战。一方面，新乡贤群体作为乡村治理人才在技术、文化、信息等方面的有效补充，完善与其相关的激励保障制度是促使新乡贤扎根乡村、持续发挥作用的有力保证。但实际情况是，新乡贤返乡后面临与村两委职能无明确界线、发挥作用的途径有限以及后续管理困难等现实困境，影响了新乡贤参与乡村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的实际效用[37]。同时，新乡贤下乡的人才激励、人才安居、人才保障等关键问题上仍然面临瓶颈约束[38]。例如，农村产权的封闭性在住房、参与乡村治理、投资等方面阻碍了新乡贤“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39]。另一方面，乡贤文化发展的传播面还比较狭窄。一种文化只有得到广泛传播，才能在交互运用中保持生命力和延续发展。由于地方政府对乡贤文化的宣传投入不足、农村优秀人才大量流失等现实情况，致使乡贤文化的发展载体创新受到制约。当前，乡贤文化的传播方式较为单一，未充分结合现代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在互联网场域中缺乏话语权，导致乡贤文化在农村青年群体中的宣传效果不佳[40]。

乡村振兴需要并呼唤乡贤文化的振兴[22](17)，乡贤文化振兴的重点在于通过重构文化秩序，激发乡贤文化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具体可通过本土资源的挖掘、主体力量的回归、乡土氛围的营造以及制度设计的完善来实现。

（一）注重乡贤文化挖掘与保护

乡贤资源是推动乡贤文化培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地方政府对古今乡贤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梳理与保护[41]，是实现乡贤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加大对乡贤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乡贤文化是各个民族与地区千百年来治理智慧的总结与凝练，是乡村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华优秀乡土文化的重要内容。由于不同民族与地区的乡贤文化形成、发展的时间不同，其资源分布也有所差异。为此，可成立专门的乡贤文化资源研究机构，培养一支专业研究人员，根据各地乡贤文化资源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挖掘与整合。既要注重对长期生活在本土的古今优秀乡贤事迹进行搜集整理，也要重视对心系乡土的“在外乡贤”人物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将“在土乡贤”与“离土乡贤”资源进行整合重构。另一方面，加强对乡贤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乡贤文化遗产承载了乡贤们的历史记忆，是涵养乡贤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为此，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乡贤文物的保护和修缮工作，既要注重保护传统乡贤的物质遗产，也要注重传承古今乡贤的精神遗产。例如，将乡贤故居、书院、祠堂、家书等具有丰富文化价值的乡贤资源纳入乡村文物保护范畴，成立专门的机构对乡贤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修缮。通过保护历代乡贤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唤醒乡民们的乡贤记忆，以此增强乡贤文化认同，促进乡贤文化的传承发展。

（二）积极培育新时代乡贤群体

乡贤群体是乡贤文化的实践者和创造者，积极培育新时代乡贤文化，需要一支德才兼备且具有奉献精神的新乡贤队伍。乡土情结的“内应”和政府力量的“外推”，是新乡贤回馈乡里的主要纽带和强大动力[42]。首先，新乡贤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地方政府要增强其对家乡的情感。为此，可成立各类新乡贤组织，定期举办乡贤联谊活动，如“同乡会”“团拜会”等，给予新乡贤群体更多的精神关切。通过加强新乡贤与乡土社会的联络，让新乡贤感受到家乡对他们的强烈热情，激发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此产生反哺桑梓的意愿，强化乡情、乡愁这条纽带。其次，新乡贤回乡造福乡里乡民，很大程度上是其自愿行为，若要新乡贤长期扎根农村、服务农村，要充分考虑新乡贤合理的内在需要。为此，应积极反映新乡贤回乡后的合理诉求。既要注重新乡贤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物质需求，也要有效回应新乡贤的精神需要。针对新乡贤大多生于农村，长于城市，在农村失去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可通过村规保障或立法引导的方式尝试给予他们宅基地使用权[43]。根据乡贤在乡村社会发展中作出的贡献，可举办表彰活动授予他们“最美乡村人物”“优秀基层工作者”“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肯定其对家乡发展的价值。通过满足乡贤们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有效提升其获得感与荣誉感，进而激发他们基层工作的热情和动力。

（三）营造崇德尚贤的乡土氛围

乡贤文化具有文化的向心力、感召力和无形的约束力，在乡村社会营造崇德尚贤的文化氛围，既有利于促进乡贤文化的传承发展，也有利于强化对新乡贤的凝聚力，进而增强乡贤文化的效用。和谐友善的乡土氛围是涵育乡贤文化的优质土壤。首先，要凝聚乡土文化共识，强化对乡贤文化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层面为公民道德建设凝聚思想共识与行动合力[44]，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新乡贤文化，增强乡民的文化自觉，可以最大化地凝聚乡土文化共识，进而强化对乡贤文化的社会认同。其次，宣传乡贤优秀事迹，垂范乡里。动员广大乡民参与到“寻贤”“举贤”“评贤”等系列活动中来，号召乡民充分挖掘身边的好人好事；
建立乡贤馆、乡贤祠，为乡贤设立文化墙、功德榜等，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村庄上下“尊重乡贤、学习乡贤、争当乡贤”的浓厚氛围。最后，发挥“新乡贤”的榜样示范作用[45]。“弘扬乡贤文化，乡贤的典型示范是关键”[5](80)，新乡贤在乡村德治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因此，在新乡贤的身份认定与人员引进过程中，除了关注新乡贤的经济效用外，还要注重考察他们的道德素养和思想品质，重视发挥他们教化乡民、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道德力量。通过加大对新乡贤文化的建设力度，推动营造崇德尚贤的乡土氛围。

（四）健全乡贤文化发展的机制

“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建设”[46]，为充分发挥乡贤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功能效用，除了要深入挖掘乡贤文化的内在价值外，还要完善乡贤文化发展的制度设计，以此实现乡贤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创新。一方面，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明确乡贤文化的发展导向。从根本上看，乡贤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乡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首要问题是，搞清楚“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的问题。乡贤文化的发展不是“少数人的狂欢”，需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建立紧密联系。传承与创新乡贤文化，要立足于乡村土壤，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原则，不断丰富乡贤文化的时代内涵；
健全乡贤文化建设所需的精细化制度安排，让新乡贤文化培育有相应的操作指南；
赋予“乡贤”治村合法的身份，明确村“两委”与乡贤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职能。另一方面，创新乡贤文化的宣传机制，有效利用乡贤文化资源。开设以“宣传乡贤文化，传承乡贤精神”为主题的乡贤课堂或讲座，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增强宣传效果；
在宣传内容的编排上，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用通俗的语言，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宣传内容深入人心；
积极组织乡贤文化“进课堂、进祠堂、进讲堂、进礼堂”等活动，扩大乡贤文化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多种途径重构和宣传乡贤文化，将宣传内容锁定在乡贤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上，有助于潜移默化地影响乡民的言行举止。

乡贤文化凝结着我国历代乡贤治理乡村的智慧和经验，是我国优秀乡土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在凝聚乡村力量、推动乡村善治、涵养乡风文明与构建乡土秩序方面蕴含着巨大能量。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时代课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发挥乡贤文化资源独特价值的行动指南。在全面推行乡村振兴的视域下，重塑乡贤文化的优势内核，培育新时代乡贤群体，不仅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表现，更是厚植乡村情结、凝聚乡土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在乡村社会迎来现代化转型的今天，通过重构文化秩序、挖掘文化资源、激活主体力量和加强顶层设计来破解乡贤文化发展困厄，既是激发乡贤文化内生性动力的有力举措，也是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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