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思想及其在宋初的实践

王英娜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81)

黄老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思想和文化资源，为现当代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及文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所共同关注。从黄老思想本身来看，作为道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更加注重对治世之道的思考，汉代的“文景之治”即是在黄老思想主导下创造形成的盛世景观。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黄老思想渐呈衰落之势。然而考察相关文献记载可以发现，黄老思想在宋初也发挥过重要的政治作用。对此，学界曾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宋初政治崇尚黄老，黄老思想对“宋初的统一和安定局面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1)张其凡：《宋代人物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有的学者则肯认北宋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流行的另一高峰”(2)李固盛：《论北宋的黄老思想》，《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那么，黄老思想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了宋初的政治生活，其参与的方式与黄老思想内容之间有怎样的关联，黄老思想的参与对宋初国家治理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本文拟基于对宋前黄老思想生成与流变的考察，探讨其在宋代政治中的基本参与方式及成效。黄老思想与其他思想流派一样，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3)《元史》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17页。，因而本文亦试图通过爬梳史料，从不同方面探讨宋代统治者对黄老思想的推重及其在政治文化中的融入。可以说，黄老思想参与了宋初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对于宋初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传世文献中，“黄老”一词首先见载于《史记》。司马迁不仅记录了汉人对黄老思想的尊崇，而且追溯了它与先秦诸子的关联，如谓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4)《史记》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11、2612页。，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5)《史记》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11、2612页。，慎到、田骈、环渊等人亦“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并发明其“指意”(6)《史记》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52页。，等等。先秦诸子对黄老思想的借鉴与融通，表征了后者作为诸子思想之滥觞的地位。那么何为黄老思想？《史记》中有多种表述，如黄、老二字并用的“黄老之言”“黄老之术”“黄老道德之术”“黄老术”等，也有黄帝、老子两个人名连用的“黄帝老子之言”“黄帝老子之术”等，可见，“黄老”即是“黄帝老子”的省称。《史记·乐毅列传》亦记录了从乐臣公到曹相国的一脉师承，并明确指出“乐臣公学黄帝老子”。他们无疑是汉代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

黄老思想以“黄老”命名，从字面看当包含黄帝思想与老子思想。不过在当下学界，学者们对于其中的黄帝思想有着不同的看法。张维华认为，黄帝并非历史真实，黄帝之言不过是假托(7)张维华：《释“黄老”之称》，《文史哲》1981年第4期。；
丁原明亦指出：“黄老学的基本内容应当是‘老’而不是‘黄’，应当是‘道’及其对百家思想的提取，而不是老学与黄帝学的结合”(8)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与之相反，李零则认为黄老之黄具有实在性的思想内涵(9)李零：《说“黄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157页。；
曹峰亦断定：“黄老道家中，‘黄帝’与‘老子’两种元素各占半壁，互为补充、缺一不可”(10)曹峰：《黄老道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基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黄帝史料，笔者比较倾向于后面一说。对于黄老思想中的黄帝的思想，我们也应认真考察和给予足够重视。

首先，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帝打败炎帝，擒杀蚩尤，征战南北，会盟诸侯。他“习用干戈”，是讨伐残暴之人的古部族首领。战乱之时他正义护民，和平时期则有较多祭祀活动，即所谓“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对于治理国事，他则主张“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节用水火材物”(11)《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245页。。对于人们的劳动生活，黄帝亦强调历法，重视节令，可见其遵循天地规律、顺应万物死生的自然转化，并以之指导民众的生活与生产实践。对于黄帝的治世之道与贡献，司马迁用“法天则地”四个字加以概括，并说“四圣遵序，各成法度”(12)《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007页。。可见，黄帝“法天则地”的治道不仅在当世惠泽了百姓，亦为其后的圣君“各成法度”提供了必要前提。此外，通过“法天则地”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记述，也刻画出了一个敬天、爱民、教民、理政的崇高人君形象。在《史记》其他篇章中，与黄帝相关事件的记载时有所见，如“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13)《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245页。、“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14)《史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41页。、“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15)《史记》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00、1637—1638页。、“黄帝封泰山”(16)《史记》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00、1637—1638页。等，这些内容富含着黄帝治世的珍贵信息。

其次，《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阴阳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等诸家书目中，均有直接以黄帝命名的作品，数量大约有26种(17)《史记》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00、1637—1638页。。此外，在先秦典籍中，亦可见与黄帝相关的具体记载，如《管子·任法》曾载黄帝的无为而治，谓“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又言黄帝通过“钻鐩生火”而化天下。有学者认为，“钻鐩生火”者并非黄帝，而应是燧人。对此，另有学者指出，“熟食为普遍用火，在发明为食之后，‘黄帝’二字不误”(18)黎翔凤：《管子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10页。。其实，此句的关键并不在于说明“钻鐩生火”的发明者究竟是谁，而在于传递出了黄帝重视和关心百姓生活的信息。对于黄帝的治世之功，亦有说他通过“五声”“五行”“五官”等方法实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描述和赞叹(19)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66页。。关于黄帝的治世活动及思想，其他如《列子》《庄子》《韩非子》《山海经》《左传》《国语》《逸周书》等先秦典籍中也有不少记述。值得注意的是，与《史记》相较，其他先秦典籍对黄帝的记载存在不少神话色彩，如《列子·黄帝》记载，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体验到了“无利害”“无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等神境，并由此悟得“养身治物之道”，二十八年过后，“天下大治”“而帝登假”。何为“登假”？杨伯峻言：“《礼记·曲礼下》：‘告丧曰天王登假’，假亦作遐。登假乃帝王死亡之词，犹言升天。”(20)杨伯俊：《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43页。由此可知，“登假”乃是对黄帝去世的讳称。

再次，关于黄帝其人的历史真实性，一些新出土文献也给予了印证。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即记有不见于现存史籍的“黄帝伐赤帝”之事，称黄帝在取得胜利后，实施了“休民，□谷，赦罪”等措施(21)《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1页。。孙子评议时，历数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从而“已胜四帝，大有天下”之功绩，并将其“大有天下”之因归为“得天之道、□之□、民之请(情)”(22)《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1—102页。按：关于黄帝胜四帝，《太平御览》卷79引《蒋子万机论》：“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于是遂即营垒, 以灭四帝。”。对于《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学界一般认为在战国时期或更晚，而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则为其成书时间的前移提供了新证据，有学者据此判断其成书于春秋后期(23)黄朴民：《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由此可以推知，在战国之前，休民、顺天、得民之情等黄帝治世之道已在社会文化中得到传播。

从上述与黄帝相关的文献记载看，黄帝思想多与治世有关，主要表现为法天则地、敬天爱民、无为而治等，其中，依循天地运行规律的治世原则应是黄帝治世思想的根本与主导，正如曹峰所言：“司马迁用‘法天则地’四字形容黄帝，不是偶然的。《老子》之前，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以天地之道为最高法则来指导人事活动的、更为原始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后来以‘黄帝’的名义加以统称。”(24)曹峰：《黄老道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可以说，老子的“道法自然”与黄帝的“法天则地”一脉相承，老子的最高范畴“道”正是吸纳了黄帝思想后的产物。

黄帝和老子思想的融合，也与后世统治者对黄帝的推崇有关。在传说中，黄帝就已确立了战胜四方的“始帝”地位，因此后世统治者均追溯于此，如司马迁记夏朝始祖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25)《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3、119页。，商朝始祖契的母亲是黄帝曾孙的次妃(26)《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3、119页。；
《国语·晋语四》则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由此可知，姬姓周族的始祖亦追溯至黄帝。可以说，最高统治者向上溯源至黄帝的思维一直被后世效法，而齐威王以黄帝为高祖的做法，更成为黄帝和老子思想融合的重要推动。田氏代齐后，齐威王欲将其祖先溯源至黄帝，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战国时的青铜器铭文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唯正六月癸未，……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向诸侯，合扬厥德。……以蒸以尝，保有齐邦。”(27)引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齐威王不仅自言其远承黄帝，而且在治国上也体现了对黄帝的推崇，稷下学宫的创办便是明证。《管子·桓公问》记载：“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风俗通义·穷通篇》则称：“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可见，齐国稷下学宫的创办当是对黄帝“明台之议”的继承与发展，它促进了诸家思想的交流与融合，而黄老思想亦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得以发展和走向成熟。

司马迁将融通诸家的黄老思想概括为“道德之术”。司马谈在评析“六家要指”时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8)《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93—3994页。从诸家名称与评析内容的对应关系看，文中所言“道家”即是“道德”一派，其特点既指向个体内在的精神世界，也包括侧重事功的治世之道。对于后者，司马谈以“术”称之。通过以上评述，我们可以看到，“道德之术”兼采阴阳、儒、墨、名、法等诸家优长，并具有适时应变、无所不宜、易操而多功的成效。正因为有此优势，黄老思想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重视，并将其应用于国家治理之中。

汉初，黄老思想即盛行于世。高祖、吕后、惠帝、文帝、景帝统治时期，黄老治世理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观。武帝独尊儒术后，黄老思想日渐式微，即便仍有一些官吏习惯于以黄老之学治理政事，如汲黯、邓章等，但已非主流大势。刘秀建立东汉，亦爱好经术，推崇以儒治世的政治实践。虽然面对战乱后的民生凋敝之局，他奉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但黄老之学已然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黄老思想原本包括内在精神与外在政治两个方面，当它的政治功能被淡化后，其个体精神方面的潜能便相应地凸显出来，如帝王们祈求长生，往往要从黄老思想中求取妙道。东汉桓帝时，“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29)《后汉书》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2页。，黄老思想与神仙家结合的宗教化，说明其已走向了精神世界的终极。综观汉代，黄老思想经历了从政治到养生、再到宗教化的流变过程。

汉代以后，黄老思想之余脉与内在精神仍不断流传。两晋时，玄佛合流；
南北朝时，儒、释、道三家在冲突中融会发展；
隋唐时，统治者推行三教并行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思想上，唐代统治者相对而言更推崇道教，如高祖诏令“先老，次孔，末后释宗”(30)刘林魁：《集古今佛道论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77、229页。；
太宗言“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31)刘林魁：《集古今佛道论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77、229页。；
玄宗亦崇奉道教，并“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32)《旧唐书》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09页。。但是在政治上，儒家仍是社会统一、政权巩固所仰赖的主导思想，如唐太宗曾言：“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33)《资治通鉴》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54页。可以说，此一时期，黄老思想已化为一股暗流融入到道家、道教与治国安民之中。至北宋，这股暗流再次显明起来，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促进了宋代政治文化的新发展。

唐末的战乱使得百姓死伤相枕，经济衰败凋敝。面对社会的满目疮痍，如何使新兴政权得以稳定和巩固，如何尽快恢复战乱后的生产与生活秩序，是宋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宋太祖基于晚唐以来的诸多弊端，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立法，在文化上则尤其重视儒、道、释文献的整理，其中，黄老思想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道教，因了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而得以融入北宋朝廷的治国安邦实践之中，并对北宋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一，对黄老治道的接受运用。作为开国之君，宋太祖非常重视治国之道。史载，他曾询问左右侍臣：“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34)《宋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在他看来，“通治道”是读书的目的，因此，当听闻到黄老治世之道时，他便由衷地表现出喜爱和接受的态度。开宝二年(969)，太祖召见道士苏澄欲求养生之法，苏澄言：“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3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6页。苏澄的回答包含了黄老思想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养生之道，一个是治世之道。帝王大都有学养生、求长生之愿，因此，道士是其召访的重要对象，太祖召见苏澄即有此意。不过，从苏澄回应的内容看，他并未局限于养生，而是从养生延展到了治世，即君主“无为”“无欲”从而使民“自化”“自正”。这显然是黄老思想中“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对于苏澄的回答，太祖大悦而厚予赏赐。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记载，太祖也曾向处士王昭素询问治世养身之术，王昭素答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深以为然，书之于屏。太祖对黄老思想的喜爱与接受，使其在施政中呈现出黄老治世的特征，同时也激发了他之后的统治者对黄老治道的推崇。

黄老的“无为而治”融合了儒、道、名、法等诸家主张，其中，法家学说的融入是黄老治道的特色之一。《黄帝四经·经法·道法》即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可以说，黄老思想对法的重视，为“君无为”“民自正”提供了保障。宋太祖建国后，即开始了革除时弊及助力于政权巩固的各种立法工作。同时，他也注重“恩威两得”(3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5、382、438、528页。，可谓深得“刑德相养”的黄老之旨。太宗即位后便宣布沿承太祖遗制：“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守，不敢逾越。”(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5、382、438、528页。并告诫臣子须“谨守法制，务振纲纪，以致太平”(3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62、758、797页。。在为政上，太宗亦多次直言“黄老之道”，体现出对黄老思想的积极推崇。与太祖相较，太宗更侧重于对黄老清静政治的推行，如淳化四年(993)，在与大臣们讨论治道时，太宗即明言自己要力行“黄老之道”，他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对此，参知政事吕端表示了赞叹，而宰臣吕蒙正则以实政之事相与探讨，并以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说为据，鉴于“今之上封事议制置者甚多”，建议“陛下渐行清静之化以镇之”。对此，太宗回答说：“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贤者择之，古之道也。”(3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62、758、797页。从太宗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黄老之道的理解，即清静无为并不是停止一切有为的活动，而是应在臣子的有为中实现无为。从“不欲塞人言”这句话中可以见出其为政的开明与宽和。太宗的回答亦诠释了自有为而至于无为的力行之径，可谓深得黄老之旨。太宗不仅自己推行黄老之治，而且以此教导真宗(当时为开封尹)：“夫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尔。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静。”(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62、758、797页。之后，真宗、仁宗等均承继先帝遗志，沿袭了黄老的清静之治，如真宗自称：“朕奉希夷而为教，法清静以临民。”(41)《宋史》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15页。仁宗在册文中亦言：“宗黄老之言，尊高清净。”(42)《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页。宋初历任统治者的重视，使黄老思想得以在朝野流行开来并发挥作用。

其二，对老子之言的政治省思。在宋代，随着黄老思想的流行，老子思想亦成为帝王治世思维中的重要镜鉴。宋太宗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常会想到老子之言。当“有司请备冬狩之礼”时，太宗想到的是老子“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之语。老子认为，若以狩猎作为娱乐放纵的游戏，那么将会导致人的心性放荡，难以收止。对于“冬狩之礼”，太宗即以老子之语为训诫，告诉左右：“朕今顺时蒐狩，为民除害，非敢以为乐也。”(4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5、382、438、528页。这种对畋猎之乐的节制分明体现了黄老思想中的王者之术，正如《黄帝四经·经法·六分》所言：“知王术者，驱骋驰猎而不禽荒，饮食喜乐而不湎康。”太宗将可能导致“心发狂”的冬狩，转化为“为民除害”的活动，体现了帝王智慧。虽然从外在行为上看并没有变化，但这种内在动机的不同，使其具有了道德境界与政治意义上的根本差别。

宋初统治者对于文、武的态度，也不乏老子的影响。太宗曾对近臣言：“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4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5、382、438、528页。老子明确指出战争会给人带来灾难，在为了正义“不得已而用之”时也要“恬淡为上”(45)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9页。。老子的反战思想对于太宗而言无疑颇有触动，但是完成太祖未竟的统一大业是他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故而他“三复以为规戒”，尽可能把战争的规模和造成的破坏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或因如此，宋辽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直至真宗时代，以“澶渊之盟”的签订为标志，彼此间的百年和平终告开启。当然，宋初统治者所实行的偃武修文、重文轻武的政策，也为后来军事上的积弱埋下隐患，这说明老子治道的精髓并未得到准确的领会和把握。

其三，对黄帝其人的尊崇效法。黄帝很早就被尊奉为华夏始祖。宋朝建立后，黄帝受到格外的推崇，太宗、真宗等均曾下诏安排对黄帝的祭祀活动，如太宗颁诏曰：“祀土德于黄帝坛，圭、币、牢具如太祠，俾祠官领之”(4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5页。；
真宗亦“诏诸州有黄帝祠庙，并加崇饰”(4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31、1637页。。从诏文内容看，宋初统治者很重视祭祀的仪式和规模，相关规定使得祭祀黄帝的活动更为庄严和普遍。与此同时，黄帝的治世之道也更加深入人心，如真宗在鼓励群臣进谏时即以黄帝为典范，诏曰：“在昔黄帝有下风之问，伯禹有昌言之拜，勤纳规谏，以致雍和，……今顺考旧规，延进谠议。”(48)[宋]王称：《东都事略》第1册，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4页。群臣在进谏时也往往列举黄帝的事例，如仁宗时参知政事宋庠在对帝王出行时的车驾礼仪提出建议时，便首先言及了黄帝，指出“黄帝以神功盛德，犹假师兵为营卫，盖所以防微御变也”(4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38页。。这里对黄帝的强调值得玩味，因为就黄帝出行时的阵仗而言，后人其实是难知究竟的，而汉魏唐五代的行仪却是史有明载，然而即便如此，宋庠仍要将黄帝的行仪拿来说事，这无疑反映了当时黄帝在君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在宋初，黄帝不仅是一个被祭祀的祖先神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值得效法的圣君明王，其盛德遗范足以为天下表率。

其四，对道教文化辅治作用的重视发挥。道教与黄老思想虽然存在差别，但是两者的关系却不失密切。黄老思想含有治国与养生两个方面，而道教的形成主要是“沿着它的养生思想，以及这种养生思想的神仙化而表现出来的”(50)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在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与对黄老思想的重视可谓相得益彰。从宋太祖开始，就有推崇道教的一系列举措，如修复宫观、选拔道官、规范道士等，并曾多次问道求教。虽然道教的终极目的是体道合真、羽化长生，但其修养理论亦可指导现实生活，如太宗曾言：“朕每日所为有常度，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至于饮食，亦不过差，行之已久，甚觉得力。……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调适。……无自轻于摄养也。”(5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88页。太宗的养生实践与黄老思想中的养生之理颇为一致，《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即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太宗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老子之言，并不见于传世本《道德经》，而见于《抱朴子·黄白》所引之《龟甲文》，其云：“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从内容来看，它显然具有道教丹道的特点，且强调了人在生命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太宗以之为老子之言，反映了老子天命自然思想的黄老化与道教化。至真宗时，则开始以“神道设教”，“天下始遍有道像矣”(5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31、1637页。，进一步推进了道教的发展。此外，宋初统治者亦重视对道教典籍的募求与整理，如太宗时启动了《道藏》的修订，真宗时完成了《云笈七签》等藏外道书的编撰。从文献记载看，宋初统治者还注重发挥其辅助治国的效用，如《混元圣纪》称，太宗淳化二年(991)重修太清宫，“自是凡水旱必遣使祈祷，屡有感应”(53)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46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此外，宋初统治者也重视道教中的因果教育，引导民众行善止恶，这与黄老思想中“德积者昌，殃积者亡”(54)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7页。的观念亦具有一致性。宋初统治者很少关心道教中的羽化成仙之事，而是将敬神与爱民及性德涵养相结合，重在实现道教的政治作用。

南怀瑾先生在所著《老子他说》中尝言：“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55)《南怀瑾选集》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这番阐述虽然看上去似乎有些绝对，但是也并非没有道理，至少与宋初的情况是相契合的。宋初统治者较少探讨道家和道教中幽远、玄妙的问题，而是高度重视黄老治道，从而较好地完成了整饬纲纪、休养生息、养民阜物的治政实践。

宋太祖惩于唐末五代之弊政，改弦易辙，实行了扬文抑武、偃武修文的基本方略。他推重黄老思想，践行黄老治道，其系列举措为身后的统治者提供了依循的章法。太宗、真宗、仁宗沿袭成制，进一步推行清静无为之治道，促进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宋朝建立之初，太祖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为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并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及商业经营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秩序。虽然当时面临着南北统一的战争任务，但是太祖仍强调“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5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2、404、554页。。他体恤民情，重视减轻农民的负担，曾为继位君主立下戒语，对此，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王夫之在所著《宋论》中记载：“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其中的第三条“不加农田之赋”即生动体现了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体恤，同时也表达了对保持休养生息政策连续性的高度重视。在减轻农民的徭役和赋税负担的同时，太祖还十分重视水患的治理和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得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大为减轻，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水陆交通和商贸活动迅速走向活跃，不仅医治了绵延上百年的战争所造成的创伤，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把国家的经济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因此，史家把太祖建隆年间的这种治理盛况称作“建隆之治”。太宗即位后，继承太祖遗志，实行清静无为之治，而减轻刑罚与减免租赋是其重要体现。史载，太宗登基之初，即“降诏恤刑”(5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2、404、554页。；
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他亦时常提出节用爱民的思想主张，曾明确告诫“官吏不能为朕经度”(5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2、404、554页。，告诫群臣不要“违朕惠养庶民之意”，而应“共务均节，无致厚敛于下”(5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18、921页。。因了对于太祖治国之道的这种因循和传承，太宗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继续得到较快发展，商贸流通更加兴盛和繁荣，社会治安良好，百姓生活富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真宗登基之后，同样遵循祖宗成法，直言“国家所谨，俭约为先，节用爱人，民俗自化”(6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18、921页。。咸平元年(998)四月，当得到朝臣关于自五代以来各地拖欠赋税数额巨大、百姓无力缴纳、地方官经常催收且借机勒索的奏报之后，真宗当即下令：凡属积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除。此后，他还多次下诏减免各地赋税、开仓赈济灾民。真宗重视开荒，鼓励扩大耕种面积，同时积极推动改良作物品种，他在位期间，北宋的耕地面积增加到了5.25亿亩，比盛唐时期的5亿亩还要多，亩产量也从唐代的每亩约2石提高到了3石，增幅达50%。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真宗实行户籍改革，从而促进了市民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生活在真宗时期的魏野“早衙连庙鼓，夜市杂船灯”(61)[宋]魏野：《三门与臧奎推官联句题东楼》，张文欣主编：《河洛水韵·洛阳历代咏水诗辑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的诗句，无疑是当时城市发展、物阜民丰、商贸繁华景象的生动写照。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真宗年间出现的，由此亦可证知当时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与空前繁荣。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和测算，真宗时朝廷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每年的各项收入总额相当于地域辽阔的大唐帝国岁入的7倍，即便是灾荒年份，各项收入仍然相当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岁入的3倍，可谓是富甲天下；
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真宗时北宋的人口也显著增加，短短的20多年间，全国的户数就增加了416万户，人口突破了一亿，相较宋太宗时期增长了46%(62)参见张志伟：《古代中国王朝盛世》，合肥：安徽少儿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页；
薛存心：《宋真宗的“咸平之治”与启示》，《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对于真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咸平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盛况，史家名之曰“咸平之治”。南宋史家王称在所著《东都事略》一书中对咸平之治作了如下描述：“宋兴，承五季之余，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来，君明臣良，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请和，示以休息，德明纳款，抚以恩信。……绝代旷典莫不具举，礼乐明备，颂声洋溢。崇本报功，以告神明，千载一时，岂不休哉! 噫，守成之贤，致治之盛，周成康、汉文景可以比德矣。”(63)[宋]王称：《东都事略》第1册，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31页。其中虽然不乏溢美，但是基本的事实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在这个意义上，王称把咸平之治同历史上著名的周初成康之治及汉初文景之治相提并论，并不为过。

同时，尊重知识与人才的尚文政策，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宋初统治者不但礼遇、重用知识分子，而且使科举选士成为常制，其扩大录取名额之举则为更多士人打开了入仕门径。朝廷以此网罗了大批治世人才，同时也促进了宋初教育的发展，社会文化风貌整体上也由唐末的消颓转向醇厚，而那些具有黄老思想倾向的文人也积极对当世的社会治理提出意见和建议，如王昭素、吕端、冯元等。对于图书文献，宋初统治者亦非常重视，并对儒、道、释等各类典籍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求和整理。如太宗时编纂了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
真宗时曾将《道德经》《南华真经》《冲虚至德真经》等道家典籍校毕刊印；
仁宗时则命集贤馆校定《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等，而雕版印刷的发展更是促进了书籍的流通，由此激发了开卷有益的读书之风。太祖提倡武将、大臣读书，太宗、真宗、仁宗除自好读书外，亦重视臣下、士人通过读书增智、广见以利于治世。可以说，宋初的崇文政策及相对宽容的文化环境，促进了三教思想的交汇与融合，成就了宋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总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几代统治者对黄老思想的推重和应用，为宋初社会提供了相对宽和的环境与氛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同时亦为社会整体的安定和有序运转提供了积极的助力。当然，宋初统治者的治国理政也并非无可指摘，欧阳修就曾在奏议中指出：“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6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56页。南宋朱熹更是直率批评太宗、真宗两朝“可以有为而不为”(65)《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4页。。对此，有识之士大声疾呼革弊除害、完善政治，仁宗朝的“庆历新政”便是这种救治时弊的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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